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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五十年;马克思诞辰二百年

作者:徐亮迪

五月风暴五十年
 
  在巴黎这座城市的记忆当中,1968年无疑是一个尤其关键的年份。在那一年,由学生领袖Cohn-Bendit领导,学生们首先在3月22日占领了巴黎南特大学,而随后就有了5月警方封锁巴黎索邦大学的著名照片。这场五月风暴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纽约书评》采访了Cohn-Bendit。在他看来,五月风暴给人们赋予的是通往想象的权力:工人和学生们想要突破核心家庭、民族国家这些传统的小中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的结构,而通往一种更解放、更民主的共同体——这是当时南特大学的学生们在不断搜寻的东西。对于Cohn-Bendit来说,这场风暴彻底动摇了戴高乐政府的权力,这是1968年带来的核心变化。他并不接受在此之后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其的解读:他不愿意被看作是那个呼吁摧毁一切社会结构的人,在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他同样声明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左派”希望重新再来一次五月风暴,实现一次五月革命——一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右派则认为,当下的难民问题都可以溯源到五月风暴,因此最紧要的任务是“消除五月风暴带来的影响”。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Cohn-Bendit能接受的,而在他看来,五十年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与1968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十分珍视1968年5月的日子,但是他明确表示,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而我们应该向前看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五月风暴的五十周年,Cohn-Bendit只在《纽约书评》中谈到了过往的事情,而不再愿意进一步发表评论。他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参加任何当时参与抗议的学生的重聚活动。
 
  尽管如此,但是五十年后在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仍然让很多人看到了与过去类似的场景。就像1968年学生和工人的广泛联合一样,针对马克龙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的改革,各个阶级、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抗议。铁路工人现在工作三天,罢工两天,反对马克龙取消部分工人提前退休、取消终身雇佣的政策;法航的飞行员们要求提高6%的工资;学生们再次占领了校园,抗议马克龙加强大学入学竞争的政策。CGT工会的领导人Philippe Martinez认为马克龙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威胁到法国福利国家的体系,这是促使他加入抗议的重要原因。
 
  占领校园、工人罢工,这些关键词同样也在五十年前的五月风暴当中出现。在同一个话语脉络之下,《新政治家》开始探讨马克龙是否属于针对1968年事件而涌现出的“新保守派”:这些人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他们的看法是,68年的风暴体现出左派过于激进,只有回归一些保守派的想法才能使自由派重回正轨。他们在美国曾经一度占据上风——尤其是在里根时期——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激进保守主义将他们挤了出去。现在新保守派只是众多反特朗普主义声音中的一小部分。在法国,新保守派从来都只存在于理论上:萨科齐的失败意味着这股反68年风暴的政治力量在当前法国的政治格局上找不到位置。从马克龙的改革方案上来看,他显然是略微偏右的。但是不同于新保守主义者,他并不批评五月风暴,也从不承认自己的政策带有保守主义性质。
 
  自从马克龙参与大选开始,他就一直力图超越这种“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的对立话语。他以中间派的候选人形象出现,而现在他始终强调的是通过“改革”将法国从经济问题中“解放”出来。《大西洋月刊》指出,这种超越“左派与右派”的努力也使马克龙变得孤立起来。原先支持他的许多左派人士已经感到十分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龙的改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市场化色彩的。但是,《大西洋月刊》同样也指出,我们或许也应该脱离过去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马克龙:就像他的政府发言人所说的,马克龙更关心的是“实践上”的政策而非理论上的内容。马克龙政府的这种态度则凸显出,新的对抗已经不再是左派与右派之争,而是“代际”的:从实践上来说,现在的法国无疑是上一代的工人与新一代失业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大幅变化,意味着尽管在形式上当前的罢工与196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或许Cohn-Bendit是正确的——实质上1968年已经成为了历史,而他本人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马克龙的支持。
 
  不过,新的代际冲突同样也可能发生循环。去年的法国大选中,有30%的18-24岁年轻人将票投给了极左的“不屈的法兰西”党(France Insoumise Party),2008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让年轻人们开始重新发现马克思。所以,或许当前的运动与1968年在实质上并不相似,这也不意味着1968年的遗产已经完全失去价值了。
 
  马克思诞辰二百年
 
  距离1818年5月5日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但是近来人们逐渐发现,出生在这一天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借用《卫报》文章的标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具革命性”。
 
  几乎所有的讨论都赞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分析不仅准确,而且当今的发展程度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当时的想象。技术的革新、世界性的历史、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等等是如今这个时代的特征,而资本主义经济将所有人际关系都刻画为资本关系,从而忽视人类的真正需要的特点,在世界许多地方表现得尤其突出。《卫报》则着重关注了商品拜物教在今天的大幅度发展:商品的社会特征——工人的劳动——彻底消失了,变成了物质性的特征。《纽约时报》写道,根据巴迪欧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哲学。这就是说,即便是中产阶级也普遍接受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同资本主义关系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占有其剩余劳动以获得利润。《世界报业辛迪加》则集中了五位学者对当下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性的解读,有不少人都提到,资本化的思维方式正在今天更进一步地冲击人们的生活。“个人自由主义”变成了“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totalitarianism),因为现在的个体已经变成了商标,所谓的个性和“真正的自我”已经消失了。自由、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无从谈起,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商品化的浪潮冲刷殆尽。20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环境下的技术发展意味着我们愈发处于一个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当中,无时无刻需要“营销”自己。而血汗工厂式的剥削不过改变了一种形式,更多的人现在被锁在了办公桌和电脑屏幕的面前。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困境时应当寻找怎样的解决方案,这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从未给我们开过一个“药方”,他并不对此感兴趣。《世界报业辛迪加》对于过去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给出的原因是,马克思对于人性的看法有偏差:他认为,如果我们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摧毁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性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会为集体的利益服务,因此也就不再存在分配和不平等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并没有发生。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预测:至少直到今天,资本主义依赖着技术的持续进步,仍然维持着经济的增长,也在提升工人的生活水平。
 
  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二百年之后,我们已经完全不必在意马克思的顾虑。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我们的确看到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2017年全球产生的财富当中,82%都聚集到了最富有的1%手中。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还能继续维持多久?《世界报业辛迪加》指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是改进公共品的能力。资本主义擅长改进私有领域,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改进公共品的政治阻碍反而显得更艰巨。如果医疗、教育等等领域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不平等的情况将更加严重,而且人们生活水平可能也会陷于停滞。
 
  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是批判性的:阶级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种族和性别领域,他许多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在今天不仅有效,而且显得愈发重要。在自然时间的意义上,我们距离马克思的诞辰无疑越来越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的批判和他留下的问题却让我们不得不更加仔细地阅读、理解马克思。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