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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在缔造美好生活中的使命

作者:长江师范学院

 ◤学术赋予我们静观万物的省思与超脱庸俗的自由。这种静观与自由的状态,是美好生活在当下的真切表达。
 
美好生活的哲学本义
 
  达致一种“善”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根本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说道:“每种技艺和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是以善为目的。”他认为最高的“善”即幸福,它超越了快乐、健康、财富与荣誉,而表现为“德性”与“智慧”一类的东西。无论这种德性是偏重“道德”的,还是偏重“理智”的,都说明对幸福的诉求是人在伦理系统与知识系统中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也有近似的表达。《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即强调人的内在“道德理性”与外在的“知性主体”,共同构成了人与物的良善状态。
 
  美好生活是终极意义上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社会结构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支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人们对于“美好”的憧憬各有侧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建构在“人的依赖关系”之上,即个人无法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这种独立性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类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应当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得以实现。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得以脱离物质的本体论而回归到生活的本体论。
 
  人的德性与智慧仅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当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时,美好生活应当被定义为居于静观的、自由的状态。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省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静观是一种姿态,而自由则是一种目的。马克思所讲的超越人与物的依赖的状态,与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
 
指向美好生活的学术使命
 
  为了达成静观的状态,学术必须趋于“无用之用”。哲学起源于“闲暇”,落脚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这种精致的、静谧与规律的生活,要求学术必须放弃对“有用”“无用”的世俗之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道,“他说哲学家中的最优秀者对于世人无用,这话是对的;但是同时也要对他说清楚,最优秀哲学家的无用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别人不用哲学家。”学者的使命不是在运动场上竞技,更不是在运动场外获利,而是把生活与宇宙世界当作一个冥思的对象。须知有用之用只是小用,而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为了达成自由的状态,学术必须回归“安身立命”。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更揭示了真知与良善的内在统一。在横渠四句中,“为生民立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高的思考平台:哲学家以解放自身的束缚为出发点,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所谓“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学术不过是为了摆脱宿命及一切对人与物的依赖,进而促使一切人享受其自由的权利。
 
  “凡益之道,与时携行”。美好生活不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而是指向当下的社会实践。美好生活的建构要求我们从实践出发,去呼应时代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的另一项使命应当是在回归经典之余,把握时代的命脉、关注时代的提问。静观的生活不是要求学术作天马行空的臆想,相反,是要使其成为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自由的生活也不是意味着理论思维可以漫无目的,而是要切准时代脉搏,在时代的指引下推动社会发展。
 
美好生活之下理想的学术状态
 
  美好生活是摒弃了物质、权力、资本与名利的异化之后,向自身与社会合乎人性的复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知识体系与其评价体系,也应当在美好生活的图景中有其自身的表达。
 
  首先,对物的附庸不再作为学术评价的指标。美好的生活之下,学术将走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怪圈,展示出真正的“静观者”的姿态,把对“无用之用”的智慧思考作为学术事业的起始与归宿。
 
  其次,知识生产逐步趋于理性和冷静。在美好生活之下,学术应从群情激昂和人云亦云中解脱出来,恢复它本真的面貌,即扮演着促使一切人得以“求放心而已矣”的角色,同时在“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平凡中产生伟大的思想和理论,而不再需要沦为金钱、荣誉、权力、腐败的婢女和帮凶。
 
  再次,理论思维在美好生活之下展现出时代的特色。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哲学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结果。强烈的时代感既是学术在建构美好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美好生活赋予学术的一种底色。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7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