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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的认知口头诗学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马俊杰

◤“认知口头诗学”构想在西方学界才“崭露头角”。要真正走向认知口头诗学,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是中西方学者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传承。口头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早期人类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早期人类思维的奥秘。开展口头传统认知研究,对于洞悉人类思维之奥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2016年,Mihailo Antovi  和Cristóbal Pagán Cánovas主编的《口头诗学与认知科学》出版,该书将理解隐藏在口头艺术中的人类思维认知机制称之为“认知口头诗学”。在国外“认知口头诗学”这一构想提出的背景下,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迎来了新的研究机遇和挑战。
 
  认知口头诗学的“萌芽”
 
  认知口头诗学是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肇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认知诗学,具有浓厚的文学批评传统,距今已有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口头传统。以Mihailo Antovi  和Cristóbal Pagán Cánova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出版了《口头诗学与认知科学》,首次将口头传统纳入了认知诗学的研究视野,开拓了认知诗学的研究领域:认知口头诗学。口头传统作为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对于探究早期人类的思维和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意大利哲学家和美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原始人类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们的创造体现了“诗性的智慧”。该书首开先河,将口头传统纳入认知科学的研究领域,为探索人类“诗性的智慧”的奥秘开辟了新视角。这是口头传统研究所面临的机遇。
 
  同时,口头传统的认知研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该书只是对这一领域的实践性探索研究,提出认知口头诗学这一构想,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口头诗学的研究理论体系。依据该书研究所采取的理论来看,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主,例如概念隐喻理论、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等。这些探索性的研究具有“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因此,认知口头诗学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总体而言,认知口头诗学的出现,是探索人类思维奥秘的“新秀”,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新机遇,但是,犹如一个“新生儿”,其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中外学者不断加以呵护和照看。
 
  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口头传统文化资源甚是丰富。更为可喜的是,大多口头传统都是现存活态。例如黄土高原上的“花儿”,云贵高原上的“侗族大歌”和蒙古草原上的“格萨尔”。翻开《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的中国口头传统,数量可观。如此丰富的口头传统资源,为“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学者开展“认知口头诗学”的便利和优势之所在。
 
  田野调查工作是口头传统研究必备的研究方法,中国活态的口头传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回想口头诗学的创立者——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工作,便可见一斑。他们师徒二人为了寻找真正的荷马,到南斯拉夫南部等地开展田野调查,采取对比研究的方法,将田野采集的资料与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对比分析。这一对比分析过程,与活态的口头传统研究相比,其研究结论必然不那么的客观和准确。因此,中国语境下开展认知口头诗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建构“本土化”的认知口头诗学
 
  “认知口头诗学”构想在西方学界才“崭露头角”。要真正走向认知口头诗学,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是中西方学者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中国学者虽已注意到口头传统的研究,但大多把其当作书面文学去研究,导致口头传统研究失去了其独特特征。有鉴于此,中国语境下的认知口头诗学研究首先应当摆脱将“口头传统”当作书面文学去研究的“缺陷”,重新从认知科学视角出发去审视“口头传统”之独特的“口头”特质。其次要摆脱等待“引进来”的思维习惯,在借鉴“口头诗学”对“口头传统”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认知科学研究,着手建构具有中国“本土化”的认知口头诗学研究理论框架。唯有如此,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这一肥沃的土壤上才会茁壮成长,中国的人文学者才会为探索早期人类思维之奥秘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宁夏回族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16CYY011)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8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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