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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重价值取向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罗 馨

    ● 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共同体本位而非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可谓是超越普世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的一种构想。这不仅表现出中国作为新型“利益体”“秩序体”“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表明了中国在以一种积极的、融合的心态,创造和融入到新型国际秩序当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要走向联合并通过这种联合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与共同繁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极具特色的“中国话语”,深蕴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高度自觉,着眼于“世界的价值关联性”、彰显出普惠性伦理,进一步超越了西方传统文明模式,体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利益维度:超越“全球正义”的共同利益观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其利益有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并非所指虚无、凌空蹈虚。长久以来,排他的零和关系始终是国家处理利益矛盾的中心原则,然而这不仅违背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更与人类长期发展的规律相冲突。而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全球性危机的威胁与挑战也进一步催生“共同利益观”的出现。
 
  回溯西方历史,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一书中,就曾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在全世界域内建构一个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普遍平等、谋求共同利益的普适性原则,宣扬一种普世正义观念。而博格的“全球正义”论则立足于对个体的自由、平等、尊严等个体利益的充分维护而提出,强调道德世界主义的核心是“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作为道德关切基本单元的全球地位”。纵观“正义”思想的发展谱系,都在强调对国际社会内正义原则的普遍维护,其思想内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建构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提出,不仅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同时也强调不损害他国人民的利益,则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国际“正义论”的扬弃超越,彰显出世界大利、人类大义的内在旨趣,从而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大党样子、廓然大公气度。此举是为民族大义计,为全人类命运福祉计。而新时代也将“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二、政治维度:摒弃“霸权主义”的全球共治观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全球共同治理理念逐步被提上日程。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应积极参与共同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的正向合力,反之中国亦然。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问题的持续增长,通过现有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则以实现全球共同治理有着较大的困难。当前的地区和全球治理整体呈现出散、乱、碎之势,世界秩序一直在“均势”和“霸权”间交替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正是要摒弃帝国霸权的思维模式,强调“共同体本位”,勾画出去中心或者是多中心的同心圆。这一思想倡导为了人类的共同福利而实行民主的治理,着眼于国家间和平共治而非纷争与冲突,为人类从隔阂对立迈向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范式,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和革新世界价值体系有着政治与伦理上的二重价值意义。而在这一全球共同治理观的指导下,倡导国家平等相待、共治共享的“共同价值”将逐渐成为“世界共识”。
 
三、文化维度:摆脱“极端民族主义”的新型文明观
 
  世界由多种文明、多个民族国家而组成,世界也正是因为文明的多元性、独特性而变得多姿多彩。但随着不同民族国家的分裂对立,不同文明及价值观的冲突与日俱增。但冲突显然不是文明唯一的发展模式。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倡导一种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百家争鸣的文化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国度的边界,凸显了不同文化的公共本性,旨在促进人类“绿色”、“平等”、“广泛”相处,基于传统“天下观”的博大胸怀,促进文明之间的兼容并包、不同族群信仰的相互理解,则超越了一般性的“国族”认同,无疑是更为高远和有益的国际关系新准则。
 
  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共同体本位而非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可谓是超越普世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的一种构想,其价值内核包含着利益共识、制度实践和文化认同等三大层次,拓展“共同利益”、拓展“文化共性”、拓展“和谐秩序”,则无疑跳出了工具理性褫夺价值理性的世俗化“祛魅”时代的禁锢。这不仅表现出中国作为新型“利益体”“秩序体”“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表明了中国在以一种积极的、融合的心态,创造和融入到新型国际秩序当中。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18JJ071000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40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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