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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开放 文化融通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助理研究员 马 翔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一次再造民族精神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推动中华文明进步和走向现代世界,功不可没。为重温历史,启迪新学,2019年5月25日至2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主办,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期刊中心协办的“百年五四 融通中外——第二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专题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就中西文明和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特质和结果;五四以来我国的翻译、创作和学术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我国的语文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外文化融通自古皆然
 
  五四以降新文学对外来文化接受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以现实主义之中国传播为例阐述俄苏“情结”。他认为,从文学跨文化传播角度看,由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情势的原因,五四开始我国文坛和学界就偏重于接受具有强烈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变革意识的俄国现实主义,而主要不是西欧的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陆建德研究员进一步用“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总结中外文化的融通现象。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复杂的互文关系。鲁迅等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开创者几乎都懂一两门外语,他们在翻译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哪怕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呈现出开放的形态,旷日持久的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唐代“胡风”劲吹,现代汉语又从日文引进大量词汇。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中外文化的融通性。他指出,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还要防止文化上的本土主义想象。
 
  翻译承担的历史使命
 
  中外文化的融通是以翻译为媒介的。围绕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活动研究,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展开话题。浙江大学许钧教授基于对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的检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把握五四运动的精神和翻译活动的本质,即先锋性、启蒙性、革命性与文化性。他以回顾五四为切入点论述翻译之于中国社会、文化与思想建设的作用,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提出对重写翻译史的三点思考:第一,对翻译史的梳理和描述必须具备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跨学科等“跨越性”特点。第二,翻译活动应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面貌,诸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延安解放区的翻译、重庆陪都时期的翻译、东北沦陷区时期的翻译,等等。中国的翻译史应该体现这些不尽相同的多元面貌。第三,通过翻译史的编写揭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天的翻译实践。
 
  谈到五四前后的翻译活动,就不能不提及鲁迅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浙江大学吴笛教授总结了五四时期鲁迅翻译思想的嬗变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鲁迅自1903年开始的翻译生涯中,也曾经采用文言文意译的方式从事文学翻译。他所倡导和实行的“直译”,是对文言文意译的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颠覆,促使语言文学的形式革新,并以此达到改变人们思维方式、文化启蒙和深化思想解放的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以鲁迅文学翻译语言为例,探讨五四以来的翻译借鉴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他考察鲁迅五四时期的译作语言,结果表明,鲁迅译作语言中的词汇欧化趋势在后期仍有增强,使用频率也多呈上升态势。句式上的欧化特征是动态变化的,总体略减。这是鲁迅一贯拿来主义的做法和理念,也是五四时期语言开放、思想解放的体现。如果说日本是五四前后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那么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文人志士则是中日文化沟通的桥梁,他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促力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林敏洁教授也强调,我辈应以推动“文化走出去”为己任,借鉴域外鲁迅传播经验,加强对于各国鲁迅作品译本的研究评价工作,以鲁迅为桥梁深入中外文化交流。
 
  选择性译介:以他国为镜
 
  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是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的现实企图。自晚清以降,一批知识分子以他国为镜,上下求索,别求新声于异邦,表现为对他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选择性译介。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和赵嘏博士从翻译学角度按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接触期,这一时期主要以零散式的方式译介。第二阶段为五四前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期,译介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学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研究。第三阶段为1918年后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翻译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全面展开,内容也主要转向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著作,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总结五四时期中西法律翻译与交流。他认为自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的法律汉译和外译均旨在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法权会议上向各国表明中国已按清末商约将法律制度改同西法一律,倒逼各国履行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允诺。这一法律翻译活动之于五四不亚于文学翻译之于五四的时代意义,二者均旨在革故鼎新,转变旧有制度、思想,契合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这一法律翻译活动不免出现纰漏,出现了求多求全的倾向,无法有效构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
 
  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我国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译介尤为突出。北京外国语大学丁超教授试图重新认识五四时期东欧民族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的译介流布。他指出,东欧民族文学及文化的汉译流布成为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其中折射的异域民族境遇和反抗精神,朴素的家国情怀,对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学艺术创造实践等等,构成了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相关联的独特外来因素,为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提供了外部经验和重要借鉴,推动了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互识互动,也对后来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次会议涵盖了语言问题、文学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许钧教授指出,通过此次思想碰撞,发现了若干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关于五四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有待进一步发掘。
 
  《社会科学报》总第1660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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