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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会跨越理论”为中国道路自信提供依据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王庆林

  ●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跨越”理论核心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代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东方社会的实际特点,概括出东方社会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资本征讨过程中,东方社会走出封闭状态,实现生产、生活的现代化构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跨越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主要包括东方社会停滞论、东方社会专制论、东方社会跨越论。马克思东方社会停滞与专制理论反映了工业时代西方思想界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一度让中国近代社会恒定静止、封闭落后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共识,给道路自信的历史溯源造成了不利影响。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跨越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东方社会停滞论影响道路自信
 
  在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最初关于东方社会的评价集中指向东方社会的封闭性、停滞性和落后性,并对资本主义破坏东方社会的这种停滞性给予厚望。马克思东方社会停滞论认为,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这种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之间分工、交换缺乏流动,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结构,不为政治领域内的风暴所触动,表现出“超稳定的结构”,扼杀了东方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西方资本的征服,资本征讨东方完成了双重使命:一方面,资本征讨东方,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另一方面,资本扩张要打破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将东方纳入世界商品经济之中,促成了东方社会的解放。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中,资本充当了这一历史使命的担当者。
 
  事实上,东方社会的停滞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的进步,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之后就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停滞与东方并无不同,只是其停滞的具体性质与水平比东方社会要等而下之很多。东方社会停滞论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根本判断,这一判断也成为了当代东方社会自我认知的基本共识。东方社会停滞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东方社会是停滞的,西方社会则是生机勃勃和进步的。这个看上去完全正确的论述长期占据中国学术界对历史自我传统认知的主流,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给今天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似乎难以逾越的认识障碍,人们缺乏勇气打破这一近代以来东西方思想界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共识。该理论的取向是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几乎完全成了中国近代化的阻力。这些评论中包含一个固定不变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处于永恒宁静状态的社会。随着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在十九世纪遭受重创,中国人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认知过程。直到今天,这种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偏见依然恒定地占据着中国人的头脑,给中国道路自信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融合了西方及传统的优点
 
  马克思东方社会的第二个核心思想是把东方政治制度和思想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认为:“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和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人们坚持马克思关于君权集权制度与小农经济天然盟友的观点,并想当然地认为小农经济落后,而忘记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君主集权制度并不是从来就有,而是经过百家争鸣之后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峰,流派纷呈,各种可能的制度都在选择范围之内,经过了热烈持久的讨论,历史最终选择了君主集权制度。在漫长的帝国时代,它从没有受到质疑,并为帝国的稳定繁荣提供了政治保证。
 
  对东方社会专制主义的理解也是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主流,这一主流传统同样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当代一些中国人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自信,即现代化进程中道路自信遭遇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曲折过程中,道路探索遭遇了一次次挫折,在应对这种危机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解构有余,建构不足。这需要我们在现代化道路自信构建过程中,正确处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墨子刻在《摆脱困境》中指出,只要学者们一心只想解释中国在近代的种种失败,则对传统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固有看法势必会持续下去。随着中国的成就超过它的失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解释,其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做出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融合了西方及传统的优点,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继承与更新,也是对外来现代化精华的采纳与再创造。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习近代以来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与传统及西方的两对关系,从思想和理论上彻底走出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轻描淡写的误区。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第三个核心才是“跨越”理论,这一理论也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最有创意和争议的思想,是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反思。马克思在《复查苏利奇信》中四易其稿,认为东方社会不必固守西方已经经历的道路,在借鉴和利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最集中性与结论性的论断,也是最重要和最明确的内容,“它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事实上,落后国家的东方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至今的最重要的“实践成就”,从社会主义在苏联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根本性命题均为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
 
  怎样具备跨越的条件,其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唯一欧洲国家,土地公有制是跨越的基础性前提。同时,又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于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当然,要实现这种跨越,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并取得政权,进而塑造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形成完备、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时期都是“跨越”实践命题时期。马克思同时强调,跨越的实现需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成就,即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未来的研究,本质是对人类文明共同未来的思考。马克思此时意识到世界各民族到达共同未来的道路可能各有秋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内容。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所有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最为成功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苏联模式,代表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正确方向,给中国道路以巨大的理论自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峡谷”探索的最新成果。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阶段的目标要求第一条即为我国将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核心竞争力名列世界前茅,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超越其他国家,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形成是一个过程,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入,特别是晚年对东方社会道路的反思。马克思东方社会停滞与专制论体现了工业时代西方思想界对东方文明的偏见,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一度让中国近代社会恒定静止、封闭落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不利于中国道路自信的形成。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跨越”理论核心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代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客观、完整认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对当前中国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科学报》总第1669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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