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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隐喻与转喻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 陈 禹

 
  ◤隐喻与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概念的发生机制、语言的组织手段,甚至是科学创造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隐喻与转喻在日常话语中几乎无处不在,以致人们经常忽略它们的存在。
 
  霍金说最让他感动的是宇宙中“遥远的相似性”,而隐喻和转喻正是这种遥远相似性的承载者,不仅让我们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宇宙成为可能,并且使更多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范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隐喻最常见的使用环境是修辞学领域。作为一种修辞格,隐喻是对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构建,把作为本体的一个事物表述为作为喻体的另外一个事物。本体和喻体从形式上通过比喻词连接起来,从内容上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让这种联系可以理解。比如“整个宇宙就是一片黑暗森林”,就是用“黑暗森林”来表述“宇宙”,判断词“是”进行连接,未知难测是二者的相似性。由于相似性合理新颖,并且喻体生动形象,“黑暗森林”这样一个巧妙的隐喻就建立了起来。
 
  转喻又叫“借代”,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格。但跟隐喻有所不同,转喻不是一种表述关系,而是一种指代关系:用部分指代整体,比如“新面孔”指“新来的人”;用整体指代部分,比如“党和政府”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特征指代特征拥有者,比如“白大褂”指“医生”。转喻关系的建立需要本体和喻体之间具备邻近性,这种邻近是概念网络节点之间的邻近,有些是概念的上下位关系,有些则是概念的经常性共现关系。
 
  语法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修辞学中的隐喻和转喻都属于超常使用,使用者依然可以觉察到形式与内容的冲突。然而,有一些在语义上已经凝固沉淀的隐喻与转喻,不会让人有任何丝毫超常之感,甚至假如不这样说,意义都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表述。这种语义上的隐喻和转喻是当代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认知语言学家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人类形成概念的基本模式。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给出了作为认知模型的隐喻的基本性质,基本主张包括概念系统的本质就是隐喻,隐喻是跨越不同概念域的系统性映射关系,映射的基础是人的体验。根据人的体验,我们可以用一种概念结构去构造另一种概念结构,从而一词多义得以产生,比如用对“金钱”的“浪费”去构造对“时间”的“浪费”;我们还可以把感受转换为方向位置,比如“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等都是把积极的情绪表达成为更高的位置或向更高处位移;更普遍的还有将抽象、无形的事物表述为具体、有形的东西,比如“建立学说”就是把抽象的“学说”当作具体的“建筑”。以上三者隐喻模型分别称作结构隐喻、方向隐喻与实体隐喻。
 
  转喻是语义概念的另一种运作机制。当我们说“他读过海德格尔”,其实就是用“海德格尔”转喻“海德格尔的著作”。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根本上是源于语言具有信息不充分性。当人们说话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把所需要表达内容全部精确地表达出来。如果说话人预设交谈双方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作为铺垫,他就有充分理由省掉部分信息,基于概念的邻近性,同样能够让听话人心领神会。前不久流行于上海的一句话“你是什么垃圾”也是概念转喻的产物,转喻的发生有赖于“需要进行垃圾分类”的语境,而从这种语境中跳出来,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就只会让人忍俊不禁了。不过,概念转喻有时也会造成歧义,比如“小张开始了一门新课”,如果小张是学生,那么“开始”转喻的是“开始学习”,但如果是老师,那么转喻的就是“开始讲授”了。
 
  语义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认知语言学把隐喻和转喻提升到概念系统本质与来源的高度。按照语言能指与所指的二分法,所指的概念语义系统既然充斥着隐喻和转喻,那么能指的语言结构系统本身是否也使用隐喻和转喻模式呢?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语法结构中都有丰富的隐喻和转喻现象。
 
  语法隐喻的核心依然是以相似性作为基础。在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法手段——语序,一些学者认为跟逻辑与时间的顺序保持一致,尤其在无明确关联词语的句子中,先发生的先说,后发生的后说;逻辑前提先说,逻辑结论后说,比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不能倒过来说。这种一致性正是建立在句法结构与时间/逻辑顺序的相似性之上。北京大学袁毓林教授认为,事实上汉语的词类划分也是基于相似性建构起来的,证据包括词类的边界非常模糊,不同词类的典型成员差别明显,非典型成员的差别却非常模糊,非典型成员往往继承了典型成员的一部分特征,词类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呈现一种连续统关系。换句话说,词类的确认是看成员更“像”哪种词类的典型成员。
 
  语法转喻在结构组配的应用上就更加显著了。因为语法是用有限的手段尽可能表达更多的内容,而转喻的突出特点就是借用已存在的形式,从而控制语言符号组合的过度增长。最典型的有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现象,比如“帮了个忙”,就是短语成分对复合词的转喻;还有伪定语现象,比如“陈道明的康熙演得好”,是用“陈道明的康熙”转喻“陈道明演康熙”,而不能分析为领属关系或者修饰关系;另外还包含转指现象,比如“开车的是小张”,用“开车的”转喻“开车的人”。甚至一些语文上的不纯洁现象,也是因为转喻的机制在起作用,比如成分冗余现象:“来自于、出自于、源自于”,“触及到、波及到、涉及到”等,都是由于前面的第一个语素借用了整个双音节词,让第二个语素的意义悬空,导致需要补出跟第二个语素意义相同的介词。
 
  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启示
 
  若仅把隐喻和转喻限制在语言学的论域之内,就很大程度上矮化了这两种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如莱考夫所言,隐喻与转喻是人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而考察科学史可以明显发现,许多伟大的理论都伴随着隐喻与转喻思维的参与: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性是进化论的重要参考;惯性力场与引力场的等效性是广义相对论的关键前提。不过,我们更希望借助隐喻和转喻启发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哲学史上的著名论断可以给予一些灵感。
 
  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概念间的超常组合。代表性的哲学论断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一团不断转化的活火”(世界是火)、塞涅卡的“愿意的人,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拖着走”(命运是人)、莱布尼茨的“人心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人心是大理石)等。语义学以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概念间的系统映射与替换。代表性哲学论断包括康德的“思维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思维是容器,直观是眼睛),黑格尔的“悲剧就是善的冲突”(悲剧是冲突),海德格尔的“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容器)等。尽管他们的表述可能并不能全然覆盖其思想体系,但是哲学家们借助思考的直觉恐怕正是不同概念之间的桥接,以此为契机进行宏大的理论建构。
 
  语法学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更为抽象的理论建构之法。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用说出此话的我(“我在”)转喻怀疑一切的我(“我思”),这是一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转喻关系。以此类推,元语言中“你包括说”“你比如说”中的“你”是谁?黑格尔《逻辑学》里的论断“本质是过去的存在”,重要原因是“本质”在德文中是“存在”过去时的变形,而语言中时态、时体的隐喻关系正是该洞见得以产生的契机。同样地,我们借助语法隐喻的直觉,完全可以追问:“正在存在的是什么?”“存在起来的是什么?”“存在下去的又是什么?”当然,这样形式主义的追问有些后现代的色彩,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一定认知的建构都出自某种语境的个人体验的自我表达,那么或许有时候就是“话在说人”。
 
  《社会科学报》总第1671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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