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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艺人:从“游荡者”到“街头景观”

  ◤都市以“现代城市应培育自己的街头文化”为名,将原本被驱赶的街头艺人招募回来,表面看起来是凸显了都市的街头文化,实则限制了街头文化的发生与兴盛。
 
  街头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更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空间,而街头艺人作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其身份意义的变化,可以作为解读当代都市空间与都市文化的注脚。
 
  街头艺人,原本是指不定期出现在街头人行道上、商场门口、广场上和地铁站人行通道等等人流量比较大的空间中,并以唱歌、跳舞、杂耍等艺术行为来吸引人群注意力的表演者。他们最初的身份意义是具有“民间性”“个体性”和反体制化色彩的,而街头艺人的魅力,也正在于他们的非体制化身份,以及他们对于金钱至上的现代都市资本逻辑秩序的不屑态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政府对街头艺人的管理,基本出于维护城市秩序和规范街头制度的考量,所采取的则是简单的驱逐手段。
 
  成为街头的“文化景观”
 
  随着中国都市化和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官方对街头艺人的管理方式有了较大变化,而街头艺人的身份意义亦随之改变。概而论之,都市对街头艺人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从排斥转变为吸纳,而街头艺人则从都市“游荡者”变成了都市街头的“文化景观”。
 
  对一些全球化大都市而言,街头艺人常常是街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在学习欧美一些大都市的基础上,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都市,近年来开始有意将街头艺人纳入到街头文化中,使其成为街头的“文化景观”。例如,2014年,上海开始发放“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将街头艺人纳入到城市管理体制;2018年,成都则开始公开招募街头艺人。有评论认为,这些街头艺人,不需要城市付出经济成本,就可以为城市文化添砖加瓦,给繁忙而枯燥的都市生活带来一种“诗与远方”的美好感觉。
 
  有趣的是,街头艺人景观化的过程,也正是其体制化的过程。将街头艺人打造为都市街头的“文化景观”,事实上也是对街头艺人最初的身份中所蕴含的抗争性的收编,由此,街头艺人从自发的、游移于组织化劳动之外的“游荡者”,转变为一种隶属于体制的普通都市工作者。
 
  都市以“现代城市应培育自己的街头文化”为名,将原本被驱赶的街头艺人招募回来,表面看起来是凸显了都市的街头文化。这种凸显,亦是为了对抗整齐划一的都市秩序,建构一种与有别于官方的,更具活力的,同时也富有“民间”与“个体”色彩的街头文化。但是,被体制化的街头艺人,已然不再是“街头艺人”。街头艺人这一身份中原本所蕴含的对于金钱秩序的抵抗,对体制化生活的逃离,在其景观化的过程中被消解了;换言之,原本承载着都市人所投射的异托邦式想象的“街头艺人”,变成了主流文化的延伸,反而限制了街头文化的发生与兴盛。
 
  街头艺人“景观化”的困境
 
  从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有意将对街头艺人的管理纳入到街头文化的建设中,当前,街头艺人正处于一种“景观化”的过程中,因此,对于街头艺人“景观化”过程中所包含的一些问题,需要尽早认识。如前所述,街头艺人在体制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使街头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延伸,因而失去其“街头性”;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面对,在此不妨以香港地区的相关经验作为参照。
 
  从2000年开始,香港旺角设立了专门的街头行人区,自此,每至黄昏,在旺角的西洋菜街等几个平行街道上,唱歌、跳舞、杂耍、魔术等街头表演便如约而至,吸引了刚刚下班的工作一族和慕名前来的游客,他们经常将摆档表演的街头艺人围得里外三层,整条街在晚上也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多年来,旺角的街头表演早已成为其街头景观之一,也是香港街头文化的代表。但是,香港旺角的街头表演也一直争议不断,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日日夜夜进行着的“街头狂欢”,也给城市居民和城市管理带来一些困扰。街头表演带来的主要问题有:噪音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表演团体有霸占地盘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到行人通行,街头表演所产生的街头垃圾影响街景,以及部分街头艺人的表演商业性质浓厚,似乎有失艺术追求,等等。
 
  2004年,政府决定缩减旺角行人区的开放天数,但是此举似乎并未有效地解决上述困扰;2018年,香港油尖旺区议会通过投票,决定进行旺角“杀街”,即在2018年8月4日前,全面终止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自此,旺角街头曾经如火如荼、蔚为景观的街头表演,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此后,许多原本在旺角表演的街头艺人虽然转战尖沙咀、铜锣湾等地点的行人区进行表演,但是其场所、观众、效果等等,都远远不如早已成气候的旺角街头。
 
  从香港地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街头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街头的“文化景观”,但是,市民秩序对这样的“文化景观”未必全盘接受。对于游客或者说街头过客而言,街头艺人可能是有吸引力的“文化景观”,但对于街头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而言,街头表演很可能带来一些困扰。同时,体制化的街头艺人很容易被商业力量所收编,成为简单的文化商品。这样的话,所谓街头文化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特色,泯灭了其原本所具有的“民间”和“个性”色彩,被收编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在现代都市中,街头艺人处于一个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和城市权利等复杂关系的交织节点。自发而成的街头艺人似乎可以被视为街头文化的象征,但是当他们和管理机构、居民秩序、商业力量进行碰撞和博弈的时候,街头艺人却难以避免地逐渐失去“街头性”,进而不再拥有代表地道街头文化的话语权。
 
  《社会科学报》总第1676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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