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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型后现代主体观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陶晓 博士生

  ◤人类需要重构自我与机器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跳出将机器视为潜在的敌人的观点,将机器他者看作另一个主体。
 
  人工智能的胜利对“主体”的冲击
 
  轰动一时的2016和2017年人机大战使得人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潜力产生了极大的期待。机器这个一直以来被人类封为工具性的、第二位的存在展示出了超越第一位的存在——人类——的智慧,冲击了旧有的等级结构。这种博弈的结果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了人类长久以来自封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对人类长久以来“主体”的定义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未来,当类人机器人已经无法从外表、行为及情感与人类区分之时,人类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主体的概念?类人机器人是否会因为人类的压迫而萌生报复心理、做出极端行为?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导演剪辑版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为窗口,设想一下未来的人机关系。《银翼杀手》生动展现了人类与仿生机器人之间可以为敌,也可为友的矛盾关系,其根本取决于人类如何对待后者。影片最后,人造人逐个被消灭,当与最后一个叛逆人造人博弈之时,戴克从楼上失足落下,却被人造人救了一命。影片借此引发读者深思:到底是人更具有人性还是人造人更有人性?
 
  如果人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继续将机器视为他者和工具,无视将来很可能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的主体存在和伦理需求,无疑将会导致人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甚至很可能会招致机器的反抗甚至谋杀。解构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二元对立中的某一方,也不是仅仅为了消解这两个元素,而是希望达到一种双方的平衡和共存模式,这其实也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世界未来的多元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应该从自我/他者、人类/机器的二元对立走向一种新型后现代主体观,即赋予未来具有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类人机器人以相应的伦理主体地位。
 
  警惕科技理性的无限扩张力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指数式发展使得机器正在日益趋近人脑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大约在2029年左右计算机主存配置将达到能与人脑相匹配的存储空间,在此硬件的基础上实现另外三种层次的自我——跨时间的延伸的自我、观念性的自我、私密的自我——已是指日可待。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师在2019年初已研发出一种初步实现了自我认知和自我觉知的机器臂,它能够对周围环境和任务作出高准确率的反应,且能及时发现并修复自身结构的损坏之处,这可被视作机器人超越目前局限、获得更多通用能力的关键一步。
 
  后人类主义对后人类的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动态平衡阶段。在这个时期,对后人类的思考和争论集中在人类和机器人的平衡和控制,比如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就从保护人类利益的角度来限制机器人的行为,试图用完善的理性来规定机器人。这种对待机器人的价值观仍然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之内。二,反思阶段。在这个时期,作为人和机器结合的电子人成为这个时期的热点,人们开始关注电子人的地位及其产生的问题。虽然人类对机器人的定义仍然是在人类中心主义范畴之内,但是开始预见到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对伦理、法律、心理等带来的冲击,开始审视机器人的主体问题。三,虚拟阶段。在这个时期,后人类被设想为虚拟空间中的生命形式,是电子人的一种极端发展,被认为是完成了进化的最高阶段。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主体概念已经被完全解构,人类这个概念又多出了电子人这样一个维度,自我/他者、人类/机器之间的关系已经模糊,“主体”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开放式的、去中心化的、基于差异的流动性概念。人类必须承认并尊重机器人的主体存在、主体价值和主体需求,这正是推崇多义性和多元化的后现代时代的典型体现。
 
  在人工智能发展到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感知甚至有情感的状态之前,人类必须要提前跨越人类例外论,重新审视机器的主体性,反思机器的伦理存在和主体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切勿陷入对科技理性的顶礼膜拜之中。纯粹的科技理性具有无限扩张力,容易使得人类的主体欲望过度膨胀,在科技的加持下走向进一步的异化,导致科技与人文的分离,未经伦理、法律和技术审核便出现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盲目追求科技理性的单向度进程将会引发已被消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再次回潮和人类思想状态的倒退。 
 
  后现代伦理重构的必然
 
  现代性的伦理关系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上建立起来的,人类将自身对他者的压迫和施加的痛苦视为理所当然。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裂思潮推动之下,现代理性主体的欲望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的战争杀戮、破坏自然、消费异化、精神虚空等问题。
 
  而在后人类主义时代,机器这种长期被人类视为工具性的、需要压制和征服的他者呈现出了如人类一样的主体特征,人类也因为与生物性技术的内嵌成为了超人类的存在,人类与类人机器人的界限开始消解。在消解了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之后,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还提到,解构“还必须通过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书写的方式,实现对经典二元对立的颠覆并整个地取代那个系统”。此时人类就需要重构自我与机器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跳出将机器视为潜在的敌人的观点,将机器他者看做另一个主体。
 
  更进一步来说,机器的自我意识是个哲学问题,我们无法确切获知机器是否像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和内容。在《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提到“他者与我相似,但却是外在于自我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与神秘性的关系”。他者由外部性/他性构成,完全不同于我。具有他性的他者与我对视时便产生了不可消除的权威,自我对他者承担的责任是不求回报的自觉选择和回应,因此从自我到他者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列维纳斯反对传统的同一性哲学中自我对他者的占有和统治,认为他者具有同等的主体性地位,对他者负责便是正义,在承担对他者的绝对责任的过程中主体性才得以构建。面对着未来可能拥有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类人机器人,人们应借鉴列维纳斯“为他者”的伦理,尊重机器的伦理存在并承担起对类人机器人这位他者的绝对责任。在从他者出发的新型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人类对机器的恐惧也将迎刃而解。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3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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