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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建构示范打造成效的评估体系

作者: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 李尧磊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配套规划。随即,全国各地开始掀起一股示范打造的风气。不可置否,将示范打造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示范打造探索经验,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能够降低乡村振兴的试错成本,减少走错折回的时间成本,最终促进多数普通村庄走向振兴。但是,从全国部分地方示范打造情况看,地方政府忙于示范打造规划的制定实施、示范打造目标的阶段划分、示范打造数量的层级分派、示范短期成效的大力宣传,却少有建立一套综合客观的示范打造成效的评估体系。即便存在一套评估指标,也多是以上级领导评价、新闻媒体宣传、文本材料包装作为重要加分内容。因此,如何认识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的意义,并明晰建构路径在当前就显得十分紧要。
 
  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的实质是统筹考量示范打造各个方面因素的过程,核心在于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的路径。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四对关系。
 
  如何实现“示范生成”与“示范推广”的融合。示范生成与推广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二元一体,缺一不可。在当前,无论是政绩驱动主动打造也好,抑或是服从命令被动完成也罢,过度凸显示范生成一面,却相对忽视作为示范安身立命的推广一面是不争事实。推广性意味着示范的价值,如果推广性完全缺失,那么就可以否认示范存在的必要性。进一步说,打造示范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大量资源、优惠政策倾斜于示范村。示范村占据资源政策优势,作为交换,它们则需要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继而由点带面作为功能补偿。如果示范村未能发挥功效,那么就会产生“示范村对非示范村的挤压效应”,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全面振兴。因此,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的路径,首要处理的原则性问题是如何实现“示范生成”与“示范推广”的一体融合。
 
  如何平衡“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张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后农业税费时代,村集体“统”的功能遭到严重削减。再加之,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共同体趋于解体,村民关系原子化。因此,村庄成为示范以及实现后续成长,其关键性推动力是政府力量。换言之,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村庄在财政、政策、人才的各方面支持,示范打造作为一项资源耗费极大的项目才能启动实施。然而,在示范打造过程中,仅凭地方政府力量,示范打造难以持续。只有真正唤醒村庄内生力量,让广大村民都参与到示范打造中,示范成长才具有绵绵动力。但是,政府力量的强势性、主导型以及相对应的村庄力量的孱弱性、依附性,势必会导致二者协同过程中产生内在张力。如何协调这种张力是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如何增强“内部蓄力”与“外部借力”的互动。村庄能否实现由外源式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是判定村庄能否作为示范的一个基础性条件。而村庄要实现内源发展,具备内生动力,就必须将村庄推向市场,借助市场平台招商引资来壮大自己。众所周知,资本是趋利的,讲究投资收益。如果村庄不具备收益创造的条件,招商引资势必失败。因此,在示范打造初期,需要政府投入财政资源激活村庄内部开发资源的经济潜能,为社会资本进入营造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局面奠下基础性条件,而社会资本的规模优势、人才优势以及经营优势则有助于村庄构建内源发展的平台。如此,以蓄力为借力,以借力为蓄力,循环往复,示范村将会得到健康发展。
 
  如何促进“资源输入”与“成效输出”的转化。示范打造不仅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而且需要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资源有效配置是示范打造取得预期效果必不可缺的环节。如果资源无效配置,那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价值遭遇浪费,民众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基层政府公信力遭到一定损害。示范打造要将村庄推向市场,因此市场效率标准应该成为资源输入向成效输出转化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市场配置讲究成本收益,资源利用最大化。但是,在示范打造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政府投入的财政资源构成示范打造初期的主要资金来源。众所周知,政府是科层组织,规则众多,程序繁琐,政府相较于市场主体先天性存在行动迟缓、反应不足的问题。更甚之,如果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受到政绩驱动等因素影响,摒弃财政资金投入产出的精细化比较思维,挥金如土而不是锱铢必较,那么很容易产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局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促进“资源输入”与“成效输出”的转化也是建构示范打造成效评估体系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4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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