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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的个体境遇与时间焦虑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邢婷婷

——社会变迁的一种非预期性后果

 

  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全社会呈现出自由流动的显著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是近四十年的主旋律,在三大浪潮的席卷之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力量迅速崛起,这对社会结构、劳动力的地理分布、工作范式的转型造成了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日渐渗透到了家庭、个体等微观行动主体的身上,使他们的观念和心态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个体看似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他们比前几代人有多得多的机会和自主权;另一方面,结构的稳定性逐步下沉,个体所要承担的责任较以往也更为沉重和繁杂。无论是身体流动所引发的归属感的悬浮,还是分秒必争导致个体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都使得“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凡事要趁早”成为引发焦虑的重要原因,即在单位时间内要有尽可能多的产出,才不至于被定义为失败,由此给个体带来的焦虑感,我们归结为“时间焦虑”。
 
  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的张力
 
  当我们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方式一层一层波及到个体。快速增长的整体性语境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容易导致个体发展迟滞的感受。整齐划一的社会时间与参差不齐的个体时间所形成的张力给个体带来压力。
 
  时间效率化  飞速发展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时间的效率化,即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来衡量这一时段是否有意义。
 
  时间效率化的第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在观念上认同又快又好,“快”字当先。“慢”被看作是跟不上趟、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拖延”意味着缺乏竞争意识。这种社会心态给个体框定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理想模型”,推动着他们不断将自己往有竞争力的方向塑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上社会时间的节奏,有些是个人的原因,对外部环境不敏感,无法准确把握快速发展的路径;有些是行业的原因,行业所需要的积累和沉淀期较长,短时间内爆发性成长的可能性较小。与此同时,准确捕捉到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的人也并非一劳永逸,这一阶段的高效产出能否在下一阶段继续维持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时间效率化的压力之下,他们不自觉地形成了归零意识,并没有从焦虑中摆脱出来。
 
  单向度的进步观  时间效率化进一步发展的后果就是单向度的进步观,这种观念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相度进行了简化,认为社会中不同的个体都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向上进阶的,人的发展就像游戏中的升级打怪,它从根本上解构了曾经在国人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一种观念——稳定。
 
  在单向度的进步观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变化是常态,要求人们拥有若干知识、技能、判断力,随时适应变化、创造不断变化的条件被看作是突出的个人能力,“优秀”的界定标准在表面看是多种多样的,但背后隐藏的共同逻辑就是单位时间内快速、高效且持续不断的产出。这样的追求没有客观的节点,每前进一步都是相对的,需要长期保持向上的状态。所以个体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境之中,都很难从枕戈待旦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自我怀疑和焦虑在所难免。
 
  碎片化的路径规划加剧个体时间焦虑
 
  时空脱域是吉登斯概括出的现代性的一大重要标志,意思是人类的活动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但是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这种脱嵌的状态今天已经渗透到了微观行动主体,对于当前的人们来说,时间阶段化、地点灵活化成为发展路径规划的重要特征,“一人一城一生”更多地作为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实际生活方式而存在。
 
  碎片化的路径规划主要着眼于当下的获取,只有当下的斩获才能构筑进阶的标志。这使得人们将利益的理性计算放在首要的位置,不能获益的投入不被认可,尽管这些投入是人们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条件,但因为无法为单向度的进步观作贡献,就被看作是非理性且没有价值的。而这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个人的情感被架空。
 
  与此同时,碎片化的路径规划又与长期的进阶式发展相矛盾。因为阶段性的规划往往会破坏持续性的积累,可能迁移阶段的获取与下一阶段的发展关联性不强,个体需要不断地寻找风口、把握机遇。所以当下总是被否定的,因为阶段性目标完成后,这一阶段的获取即被归零,个体便需要走向下一个阶梯。
 
  规划方式从整全性转向碎片化,造成了现实中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当下的获取才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人们无法着陆于当下,因为当下只是在给未来做准备。这无疑加剧了个体的时间焦虑。
 
  不确定性与效率优先的双重作用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个体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自主性和选择权都持正面的评价,国内许多关于个体化的研究都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但是,当我们回到鲍曼、贝克、伯格等人关于现代性与个体化的经典讨论,再反观今日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就会发现个体化的历程中个体恰恰处于被动的状态当中,层层递进的“脱嵌”将个体“悬置”起来,他们看似拥有着主动的姿态,实则被更为宏大和难以观察的结构所决定。从表面来看,时间焦虑是个体自身的自然时间节律难以适应社会时间所导致;更进一步讲,是素质迥异的个体要服从高度一致性和标准化的社会结构要求。
 
  全球化给“不确定性”赋予了社会合法性  全球化时代,市场的力量得到充分释放,资本和贸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从表面来看,全球化似乎意味着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和个体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数量极少的资本和技术的所有者掌握着主动权,他们逐利而居,制造了劳动场所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是被建构起来的,又进而形成一种话语,将个体努力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否认绝大多数不掌握资源的人,使他们只能随着劳动场所的不断变化而被动地寻找自身的发展机遇。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可以拥有更加丰富的选择权,以更国际化的方式生活,这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它掩盖了大量个体并不拥有自由流动的资本、在流动的体系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而也就掩盖了不确定性的本质。将个体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归结为自身的不努力,使个人承担了超出能力范围的责任。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个体长期感到未来不确定,“找机会”和“等机会”成为众多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种寻找和等待中,时间的压迫感如影随形,个体的时间焦虑在所难免。
 
  金融资本的兴起重新界定了“效率优先”的法则  金融逻辑对生活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效率”观念的转变——在金融资本兴起之前,效率意味着质量的提高和收益的增长;金融资本兴起之后,为股东价值负责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首要信条,仅看重收益的增长。简而言之,效率即增长。这种逻辑渐渐透过金融行业和部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个体往往对可估算、可测量的进步和发展尤为看重,而认为增长无益的品质是没有用的,不值得引起关注。这样以来,作为“人”本身所拥有的一些素质、品质不再受到重视,对能力的强调则更加侧重于对外部机遇/风口的把握。在等待和寻找机遇的过程中,个体的着眼点在于跟外部条件的匹配,因而长期处于自我怀疑当中,与前文所述的结构性的不确定性相叠加,个体在地化的归属感被进一步剥离。时间的压缩和悬置感的加剧,使个体的时间焦虑愈发明显。
 
  焦虑是这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它不仅体现在时间的紧迫感加剧,也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如果仅将问题放置在个体的心理状态或个体对外界的反应等方面,则有失偏颇。对于现代人焦虑情绪的解释应该回到社会结构,将问题放置在具体的时空情景中,才能够懂得这一代或几代人的爱与怕。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2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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