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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何以评价自然

2020-10-05  作者: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 王继创

  ◤环境伦理学中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与人际伦理中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根本不同,我们需要警惕一以贯之地把人际伦理的善恶评价误置于对自然的评价中,犯逻辑论证中“范畴误置”的错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对自然进行评价是环境伦理学的必然逻辑起点。

 

  伦理学奠基于对价值的论证。被誉为环境伦理学“先知”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通过讲述人类历史的故事,亦是伦理思想史的故事,阐释了人类价值认知的历程。在古希腊雅典城邦,从特洛伊战争中胜利归来的俄底修斯可以随意绞死女奴。这种绞刑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之所以是合理正当的,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奴隶是物不是人,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可以说,这是现代性之前伦理学奠基的价值论基础。现代社会伦理学奠基的价值论不同于古希腊伦理学,就在于对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普遍证成。那么,环境伦理学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与人际伦理学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吗?为什么说需要警惕一以贯之地把人际伦理的善恶评价误置于对自然的评价中?环境伦理学奠基的价值论基础是什么?

 
  人际伦理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 
 
  所谓评价就是对价值的判定和裁决。在伦理学视域里,道德评价就是对道德行为抑或道德事件进行判定和裁决。在伦理学史上,存在着三种道德评价的观点。第一种是以康德义务论为代表的意志论道德评价观,基于行为的动机进行道德评价;第二种是以边沁功利主义为代表的效果论道德评价观,认为行为结果是道德评价的对象;第三种是以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为代表的目的论道德评价观,把道德评价与行为目的直接关联。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人们为什么会施以援救?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人天然地就具有“怵惕恻隐之心”,“良知”与“良能”是人本性具有的天赋能力。康德认为,“善良意志”是理性人普遍具有的实践理性能力,即人人皆天然具有的对人的生命价值普遍尊重和内在善的认知能力。在动机论看来,救人者如果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机,希望得到被救小孩父母的报答而实施救助,即使小孩最终获救,救人行为本身也不能被认定是道德的。与此不同,效果论道德评价观对“救人取酬”的评价则是积极的,因为实施救人这一行为达至使生命免于伤害的目的,同样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普遍尊重和对人格尊严高贵的高度认可,因而也是善举善行。
 
  抑恶扬善是道德评价的目的,要对人类行为进行道德裁定和判断,必然存在裁定和判断的依据标准。伦理学起始于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追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伦理学走出宗教神学的人性迷雾,功利论伦理学以个体人的趋乐避苦本性确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康德张扬实践理性原则,使伦理学奠基于“人是目的,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最高法则。由此可见,无论是目的论还是功利论抑或义务论,其伦理学理论确立的道德评价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评价,建立的共同的价值论基础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普遍证成。
 
  人对自然评价的价值论范畴误置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境之中,伦理学的善恶评价往往又是不一样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确证,同样离不开对自然价值的评价。著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惊奇地发现,“深陷流行于现代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人格主义伦理学窠臼的人认为,人类只对彼此赋予严肃的义务,关心自然只是实现这种责任的一个工具”。那么,究竟是善恶没有一以贯之的普遍的标准,还是不同道德行为或道德事件的善恶评价应该拥有不同的标准?如果是前者,就会导向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淖;如果是后者,就需要厘清不同道德行为或道德事件进行善恶评价的不同标准究竟是什么。因此,有必要像追问人际伦理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那样去追问环境伦理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看来,人吃动物、消费植物是天然合理的,因为植物、动物存在都是为了人的存在。关于人与植物动物的伦理何以可能,边沁追问道:“他们能够交谈吗?会推理吗?能感受苦乐吗?”在康德看来,动物是物,不是人。因此,有理性的人对没有理性能力的自然是没有什么任何义务可言的。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伦理学家对人与动物、植物以及自然之间关系的回答,即动物、植物和自然不具有人的属性,不会思考,不会推理,不会交谈,仅仅是供人使用的自然物或僵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非道德的(amoral)关系。故而,传统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遵循着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证明的一以贯之的价值论基础,存在着把人际伦理的价值评价置于对自然的评价中的错误。
 
  因为自然不具有属人的主体能力,故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种间接的伦理,人对自然的责任义务只是人与人伦理价值的衍生和递推。虽然基于人际伦理学价值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也主张审慎地利用自然,提出恰当地尊重自然和人对自然负有责任义务,但作为人际伦理道德评价价值论基础派生意义的环境伦理学,只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具有工具性和辅助性的价值,进而由于环境伦理学理论的不彻底导致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欺骗性。
 
  评价自然: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论基础 
 
  如上所述,伦理学建立在对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关于自然价值的证明是环境伦理学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其实质就是要突破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边沁的传统人际伦理的道德评价价值论基础。
 
  首先,与人际伦理学不同,环境伦理学中道德评价的对象是自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中探讨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如何评价自然”。环境伦理学中道德评价的对象是未经人类改造的、非人工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对客观自然界进行评价,与人际伦理中的道德评价关系根本不同。这是因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自然价值的证成是环境伦理学道德评价的价值论基础。价值评价是对客观事物自在属性的判定和裁决。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人是自然价值的评判者,“但并不意味着人是万物的唯一衡量尺度”,自然不仅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而且其自身的存在具有内在价值。传统伦理学对自然价值的评价是基于人的资源使用意义的价值评价,环境伦理学对自然价值的评价超越了人对自然价值的拥有权,揭示了环境对人类而言还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因此,现代环境伦理学确立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念,必然诉求于人与自然关系评价视角以及人类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
 
  最后,环境伦理学应当走出人际伦理学的价值论迷雾,为现实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寻求合法的价值论基础。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学应用于环境事务。从终极的意义上说,环境伦理既不是关于资源使用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利益和代价以及它们公正分配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危险、污染程度、权利与侵权、后代的需要以及其他问题——尽管它们在环境伦理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伦理学。孤立地看,这些问题都属于一种使环境从属于人的利益的伦理学。”可见,环境伦理学与人际伦理学核心词汇不同,环境伦理学正是通过探讨大自然所承载的价值,寻求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确立的哲学价值论基础,蕴含着伦理学思维范式的变革。因此,走出基于人际伦理学价值论基础的派生型环境伦理学,走向自然主义意义的原发型环境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寻找本真理论形态的努力方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德伦理视域下生态道德治理研究”(15CZX056)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3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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