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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方法与传统人文更需迈向多元共生关系

2021-02-10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副教授 邱伟云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严 程

  本世纪初,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对学术界的全面覆盖,人文学科也涌现出“数字人文”这一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学术新动向。然而,这一新动向将为人文学科乃至其中最为传统的文史研究带来怎样的新变甚至转向?
 
  “数字人文”的概念主轴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数字人文”的定义说起。这一问题几乎随着数字人文的诞生,即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自2004年爱尔兰梅努斯大学数字人文系教授苏珊·施赖布曼等编著的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一书首次使用“Digital Humanities”这一表述,“数字人文”一词即开始在海内外引起讨论。2009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在网络空间发起并组织了一场跨越数年的数字人文定义大辩论,并于2012年与2016年出版的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中呈现了部分观点。尽管这场辩论及其集结的论著仍未给数字人文以明确定义,不过于诸多讨论中仍可见这一概念的主轴,数字人文方法的独特性与合法性也就于兹显现。这一主轴正如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项洁教授所归纳的,即“借助数字科技方能进行的人文研究”,是“前数字时代难以观察、无法想像、无法进行的人文研究”,是“能够带来概念上的跳跃,而非小规模改善的人文研究”。简言之,即只有运用数字人文技术才能提出问题并给出答案的人文研究。这一说法具体而微地揭示了“数字人文”的概念主轴,指明了数字人文作为方法的独特性,乃至作为学科的存在价值。
 
  “数字人文”与“人文”产生怎样的联系 
 
  那么,这样的“数字人文”会与“人文”产生怎样的联系呢?两者关系的必要连结在于面向未来信息时代的人文研究。在信息时代,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将从纸本文献转为巨量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因而人文学者的研究即成为基于数据对世界进行的观察、探索、提问与分析。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一个历史书写载体转变的关键分水岭,正如浙江大学姜文涛所指出的,经过这个从印刷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捩点,数字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数字人文与人文研究间的关系也就不言可喻。然而,在这种“数字”与“人文”关系愈加紧密的背景之下,部分人文学者对于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甚至发展为人文学术与数字技术的“二元对立”论调。而与这种反对相对应的另一种态度,则体现为将人文学术与数字方法进行融合的“一元融合”主张。
 
  二元对立阵营反对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学界,认为这种方法将对人文学界造成一种木马屠城式的伤害。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的亚当·克思奇在The 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English Departments: The False Promi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一文,批判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认为这种“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的乱象,将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造成挑战乃至颠覆;伦敦国王学院的丹尼尔·阿林顿亦撰文指出,数字人文企图将技术知识定义为一种高于其他人文形式的知识,一旦得逞,以项目与实验室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会最终取代人文阅读与写作;紧随其后,明尼苏达大学文学院的提摩太·布伦南在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网站上发表了The Digital-Humanities Bust一文,再次抨击数字人文研究只看到通过算法所呈现出的文本特点,无法触及文本中有价值的内容。十数年间,类似的担忧未曾止歇。据此可以归结西方二元对立阵营所列举的数字人文学两大危机:其一,担心数字人文将使未来的人文学者只见表层数字和数据,丧失运用大脑深入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使研究去人文化;其二,担忧青年一代学者通过提升数字人文的地位,以技术为手段在已划定格局的学术场域内争夺学术话语权,挤压甚至消灭其他学术方法,最后会假学科融合之名行取代传统学科之实。
 
  与二元对立阵营的担忧相反,一元融合说则主张将“数字人文方法”塑造为一套融合人文、计算机、统计方法等于一炉的新方法,通过跨领域的融合,有效消弭学科分界,以项目或问题为中心取得跨界研究成果。不同于欧美学界对数字方法的激烈二元对立反应,中文学界的数字浪潮相对和缓乐观,更多地发出数字人文“融合”的声音。作为中国数字人文方法的先驱和推动者,武汉大学王晓光与南京大学陈静认为,数字与人文乃是交互协作,并非重技术而轻人文。他们提出,数字人文能实现巨量文本的快读聚焦,能进行时间跨度上较大或素材量较多的远读,亦能结合微观与宏观视野帮助学者在纷繁庞杂的信息中快速发现和定位议题、在宏观的学科脉络中把握关键问题,以便研究者发挥个人学养所长、深刻探究解释问题背后的义理与规律。这一论述成功解构了二元对立阵营对于数字人文合法性所提出的第一点质疑。学界对此亦有呼应:早在2015年5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首届数字人文论坛,即以“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为主题,讨论这一初衷的可行办法;2019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数字人文》创刊会上,“融合”亦成为会议的四个主题词之一;如果说这两次会议还只是将“融合”作为议题之一,那么2020年11月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则以“促进科技前沿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为旨归,明确地打出了“融合”的大旗。
 
  在数字人文方法风行之处,学科“融合”的乐观态度当然有助于学术更新。但对立阵营的第二点疑问,即“数字人文与人文学的融合是否会取代人文学研究”,至此尚未得到解答。数字人文方法逐渐成熟并广为采纳的今天,我们更需思考,数字化融合是否将成为人文学科的归途。回答这个问题,需结合数字人文方法的三个特点来观察:其一,处理规模性问题,不处理精确性问题;其二,处理发现性问题,不处理解释性问题;其三,处理实验性问题,不处理推测性问题。基于上述特点可见,传统人文方法与数字人文方法所处理的显然是不同视域中的问题。既然归属不同视域,那么采取单一的融合论,对二者而言皆可能产生遮蔽甚至取代对方的问题。
 
  期待多元共生的学术生态 
 
  据此,二元对立与一元融合都不会是数字人文的归途。为人文学科的长远发展计,数字方法与传统人文需更进一步迈向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关系。唯有共生发展,方有助于人文学科在数字时代既赓续传统,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多元共生论结构下,过去既有的文史方法、统计方法、计算机方法各自朝向自身学科前沿发展的同时,亦可挹注于数字人文方法的更新;而数字人文方法也得以在结合多学科方法后,提出能增益各学科既有成果的新视野、推进传统学科的理论发展。例如,过往运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概念史理论中的概念关系问题可以移植到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中,亦即数字概念史学者可通过计算机技术量化地计算出任一概念的对等、对立、补充概念;而人文领域中的概念史理论与统计学领域中的相关性计算方法、计算机领域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相遇后,又可以发现“相斥概念”这一新型态概念关系,以增益概念史理论。这一案例表明,人文学术理念与数字方法的多元共生可以增益并深广人文领域的研究,亦可为数字技术提供人文理论的支撑和实践土壤,这是作为整体的“融合”研究所无法达到的。
 
  在中国数字人文学界中,已有学者基于多元共生的研究态度,在不同面向中提出成功的数字人文学术研究案例。例如武汉大学王晓光的“九色鹿本生故事画”研究、南京大学陈静与莱斯大学白露共同建置的“中国商业广告档案库(1880—1940)”、清华大学向帆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所进行的中国家谱树的视觉化绘制实践、中国美术学院王平的五代北宋山水画意象聚类研究等,都通过数字方法自动聚类与归纳巨量图像中的图式,并从中揭示一般人文研究容易忽略的长时段图像变化线索,以多元形式介入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研究。清华大学邓柯团队的人文统计分析实践,则从数字哲学思辨的角度阐释人文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主张在方法论层面上,统计学并非如人文学者认为的那样精确甚至刻板,相反其“不确定性”与人文研究传统并不冲突,甚或可以从中窥见人文研究与数字方法的共通思想内涵;上海图书馆的刘炜、林海青、夏翠娟等所研究的面向循证实践的中文古籍数据模型以及书目控制与文献循证等,则是图书馆系统之于人文研究提供基础建设支持的多元共生数字人文研究案例。
 
  基于前述成功案例,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数字人文领域多元共生的良好学术生态。诚如南京大学数字史学中心主任王涛曾言,学术本应百家争鸣,若是有大一统的方法和理念,显然就意味着对学术创新的禁锢。因此,我们认为,数字人文学永续发展的学科基础与动力正在于包容多元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同时亦不因其更新而必须代替或兼并传统,正如老树逢春,不妨散发新枝,而旧枝的花也仍灿烂着。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2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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