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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技术的可供性日益扩张

2021-03-1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国华

      ◤在讨论当下火爆的短视频的生产与呈现的展演性特征时,大多数论述聚焦于用户群体的亚文化特征、资本及商业文化的操控与影响等。然而,这些分析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技术物质性特征对于短视频文化兴起与再生产的重要性。
 
  技术中介与早期视频生产困境 
 
  什么样的媒介技术一方面推动了短视频平台形成,另一方面推动了短视频数字文化的视频生产、分享与消费?在这种指向的媒介技术物质性讨论中,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NetworkTheory)是基础理论之一。ANT强调物质本身作为行动者(actant)之一,起到行动的参与以及中介作用。拉图尔认为,物体(objects)和人类一样也具有某种代理行动能力或者说能动性(agency)。但这并不是说物体决定或者引起了行动,而是相反,它们应该被理解为行动的“参与者”,这种参与可能是“授权,允许,供给,鼓励,示意,影响,阻止,提供可能性,禁止等等”。在识别这些物质参与者时,拉图尔区分了两种参与者。一种是“中间人”(intermediaries),它们传递“但不转变意义或者力量”,另一种是“中介者”(mediators),它们“转变、转译、扭曲和更改它们应该要携带的意义或者元素” 。 这种理论对互联网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媒介与传播学研究最大的启发之一,就在于要把物质性的媒介和媒介技术看作媒介实践的行动者之一。
 
  媒介技术物质性与短视频文化生产 
 
  从拉图尔的理论来看,早期流媒体平台的技术框架与当时的视频拍摄与编辑技术,构建了具有高度技术限制性的视频生产情境。早期在线流媒体视频平台,比如YouTube、优酷、土豆等,无论是网页版还是移动端App,都预留了较长的视频时长限制。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流媒体视频平台虽然提供一定数量的拍摄模版和工具,但是要制作时长较长的视频作品仍然会涉及有相当技术难度的拍摄和后期编辑工作,甚至需要视频编辑工作站或者至少专门的视频编辑软件的支持,而这些工作站和软件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说一方面非常昂贵,另一方面也很难熟练掌握。例如,被称为中国个人创作短视频起点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实际上需要非常高的编辑技术熟练程度才能完成,而视频作者胡戈本人也正是一个资深的影视行业工作者。
 
  这种技术壁垒带来的限制性后果在中国尤其明显。由于具有拍摄和后期编辑技术的人相对较少,拍摄分享的文化氛围也不够浓厚,用户直接拍摄的视频数量远远不足以支撑大型平台的生存,从而逼迫优酷、土豆等早期国内流媒体平台只能通过大量购买第三方版权内容的方式,来提供影视、音乐、体育竞赛等常规长视频内容,以满足在短期内获得高速增长的要求。而这种对版权视频内容的依赖状况进一步压缩了基于用户创作的视频的国内生存空间。但是,从2010到2015年,基于在线流媒体平台的视频拍摄技术突飞猛进,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频平台生态支持系统慢慢在形成和建立起来,例如,围绕着秒拍、小咖秀、美拍等短视频而出现的各种视频拍摄和编辑、音频拍摄和编辑等简单化辅助工具,使得短视频制作和剪辑技术上更加简单、内容上更加丰富;与直播平台视频同步发展扩大的“网红”制造和包装团队,例如各种“工作室”“公会”和经纪公司等,加快了“造星”运动和强化了“造星”可能带来的强大示范效应。最后,随着方便快捷的4G移动通讯在2015年前后的普及,高速、便捷、廉价的移动接入,使得短视频能够进一步摆脱WiFi(无线局域网)的限制,让拍摄、上传和观看变得随时随地进行。
 
  如此,经过6年时间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短视频技术的可供性日益扩张,终于从限制甚至“禁止”普通用户拍摄、编辑和分享的技术中介,变为“允许”和“鼓励”普通用户参与短视频分享的物质行动者。
 
  “短”文字社交媒介兴起 
 
  然而,早期短视频的“短”带来的内容容量狭窄的问题,以及由于早期用户群体相对单一(主要是年轻女性用户)带来的视频内容同质性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视频平台的可持续性。因而,短视频数字文化的崛起,还与“短”文字社交媒介的兴起有承接性的关联。
 
  对于短视频用户的表达多元性的深入了解,是“快手”平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富有社会影响力的巨型短视频平台的原因之一。快手的成功在于两个重要的调整。首先,与同期其他的短视频平台主要通过明星广告方式来吸引女性用户的方式相反,快手广泛地吸纳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性别的用户参与。通过关注用户的每日拍摄需求,并将视频和音频的混编、低难度特效、图文插入、直播等技术模块直接整合到手机客户端上,快手进一步降低了短视频的拍摄难度。同时,快手并不过多干涉用户的拍摄主题,反而鼓励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多元主题的广泛拍摄、剪辑和表达,从而使得平台视频主题的丰富性得到极大扩充,迅速超过其他平台并且形成差异化特色。如果说,小咖秀、微视、秒拍、美拍等平台推动了“都市丽人”的日常生活的短视频表达,那么快手则将用户扩到乡村与城市的多元群体,并将主题扩充到高度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层面。其次,快手进一步扩展短视频平台的技术框架的可供性,通过整合其他技术平台早已开发出来的用户“直播”功能,来为资深的短视频玩家提供较长时段的、与其他用户的直播互动,并通过“刷礼物”“带货”的形式来为资深短视频玩家提供收入渠道。因而,快手在短视频平台中成功打造了通过拍摄丰富多元的短视频,获取大量粉丝,开启直播以获取“礼物”“带货”来实现收入变现的商业利益获取链条,迅速打造了一大批种类丰富、收入丰厚的直播播主,这反过来推动更多的用户和团队、机构来参与短视频生产。
 
  而短视频平台用户进一步多元化、视频主题进一步丰富化的工作则由抖音平台来完成。抖音提供了比快手更加具有激励性的技术和社会可供性。一方面,抖音在技术框架上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同时更为简单易学的视频、音频的可编辑功能模块,强化了视频视觉效果和音乐效果,并且每隔不长一段时间就通过鼓励用户使用新的拍摄技术和功能来参与线上“竞赛”的方式来推广新技术应用,从而使得视频创作用户有更大的技术模块选择范围,而观看用户有更好的视觉与听觉感受。同时,抖音改进了常见的视频浏览界面模式(根据视频“预览框”挑选喜欢的视频来浏览的模式),将之改成了通过上下滑动屏幕、带有“惊喜”和“偶遇”性质的高度沉浸式浏览模式,这进一步增加了用户粘性。另一方面,抖音在算法推荐上进行优化,结合用户兴趣、当下时令现象、流行主题、政府宣传和商业推广的多重需求进行视频推荐,使得用户视频浏览体验能够兼顾个人化、流行化、“正能量化”等多种需求。在2018—2019年,抖音还从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城市推广开始(例如西安、重庆等城市),全面与政府机构合作,建立了巨量的政府机构、官办媒体视频号码,从而形成一个涵盖个人用户、企业用户和政府机构用户的独特视频平台。
 
  因而,短视频背后的技术性媒介生态系统因素、多元的社会群体的丰富表达需求以及部分既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机制相互嵌入,形成了一种物质与技术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共同参与短视频的文化生产实践,最后综合“生成”了以抖音与快手为主导的短视频平台,以及在这些平台基础上生成的多元数字文化,并在2016年后对中国的数字文化乃至日常社会生活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6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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