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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治学研究中的“主义”与“问题”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 高山奎

  治学研究中的“主义”与“问题”

   

◤有主义意识的具体实证研究,或者尊重、汲取实证成果的主义论述,才是最可推荐的治学态度。

  

  1919年, 胡适在 《新青年》上发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到了今天,仍然是许多学者秉持的治学纲要。在当时背景下,胡适提出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适切性,同时也有着误导学界走向虚浮的功利之蔽。但不管怎么说,救亡的急迫性还是给了胡适之说以时代的正当性。但当下,在启蒙而非救亡主导的话语系统下,一些学者捧着古话,奉之为圭臬,眼睛盯着地面,则显得极不合适。

  

  首先澄清一下,这里的“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指某种理论论说,即远离具体实证科学的抽象概念论证。而“问题”则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并纳入实证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眼帘的具体研究论题。

  

  在这个概念框架之下,主义必不可少,而且十分重要。“问题”论者认为他们很具体,很实用,很有效,很紧迫,不像理论者那样高谈阔论,说着没有边际的话。实则不然,没有理论的深邃和与具体事物的抽离,是无法发现问题的关节点的。就如感冒,具体可以表现为流鼻涕、咳嗽、发烧、肌肉酸痛、眼睛红肿,等等。具体科学看到了某些表征,便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分别去诊治鼻涕,咳嗽、发烧等具体症候。实不知,如果没有看到相应的症结根源,然后直指靶心地消炎或去病毒,某些症状消失了,其他症状还会出现。因此,针对具体问题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不仅对解决症状无益,反而会贻误病情,直至病入膏肓,无法医治。 

  

  因此,没有哲学关切和深邃理论支撑的具体科学研究,看似紧迫、重要,实则对社会之病的把握和治疗很可能治标不治本。最优秀的人是盯着最重要问题,而不是最紧迫问题的人。最重要问题看似最无用,却是最深沉、最有用的问题。康德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作为自己追求的崇高目标,而不是眼睛盯着地上的琐碎具象,才能开启现代哲学的大幕,并为现代自由主义及其道德学说提供坚不可摧的根基。

  

  没有哲学的科学研究是没有灵魂的研究,那些打着“科学”大旗的教育者们,可以自己虚浮地、荣耀地通过紧迫问题的实证研究获得项目、奖项和名声。但千万不要抨击那些深沉的“主义”论说者们的好高骛远,因为这不会影响到那些自信的主义论说者,却可能让您的听众——未来的学生们误入歧途,走入功利的、没有灵魂和信仰支撑的学术之路。 

  

    当然,完全脱离实际的假主义者也误人误己,真正的学者应该从具体科学那里汲取养料,而不是在封闭的自我头脑中预设问题,闭门造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都能提供这些养分,但要有甄别地去吸取,否则会营养不良,迷失自我。 因此,有主义意识的具体实证研究,或者尊重、汲取实证成果的主义论述才是最可推荐的治学态度。然而,囿于学科背景的学人,并不容易做到两全,但可以引导学生去做,这才是师者的本分。【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列奥·施特劳斯犹太思想研究 ”(编号13CZX061)】

 

  《社会科学报》总第1483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