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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出土战国楚简的研究意义何在

作者:武汉大学教授 李天虹

  历史上战国竹简有两次大的发现。一次是西汉早期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经书,含《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史称“壁中书”。这批经书是鲁简,应该是为避秦火而藏匿起来的。另一次是西晋武帝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史称“汲冢竹书”。这批书籍是魏简,属晋系。这两次发现,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至今影响依存。
 
竹书楚简次第面世
 
  现代战国竹简的出土,其发轫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发现,地域不出战国楚势力范围。凡科学发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尽管不排除少量竹简文本有外来因素,但学界通例统称“楚简”。竹简是易腐物质,目前只在楚地出土,原因与楚地的地理环境及楚墓葬形制利于竹简保存有关。
 
  楚简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目前共出土约30批,已刊布与未刊布简各占半数左右,时代以战国中晚期为主,内容主要有丧葬文书、卜筮祭祷文书、行政司法文书、日书及历史文化典籍。
 
  早期发现的楚简,大都保存状况较差,数量不多,内容相对单一,多为遣册即随葬品清单和卜筮祭祷文书,关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学者。延至20世纪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简的公布,打破了这种局面,一时引起轰动。包山楚简多达278枚,保存相当完好,除去丧葬、卜筮祭祷文书外,还有数量丰富的行政司法文书,触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层面,总字数约12600个,单字约1600个,其中有大量新见字,可说是楚文字发现与研究的转折点。自此,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公布。与此前发现不同,全部731枚楚简统统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著作,所涉学科大为拓展。郭店简一共13篇文献,有的有传世本,如《老子》、《缁衣》,大部分是佚书,然而与传世文献有着密切关系。郭店简给楚简研究带来的另一个新面貌,是国外汉学学者的积极参与。截至2003年,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不下千篇,专著约百种。郭店简是楚简书籍的第一次大发现,引领楚简研究成为学术前沿,并呈现国际化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上博简”),约1600枚,性质与郭店简类同。郭店简研究如火如荼之时,上博简开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册,公布约60篇文献,篇数大大超过郭店简,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使郭店简带来的楚竹书热得到很好的承续,进一步扩大了楚简研究的影响。
 
  2008年,清华大学又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合计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是书籍,但有自己的特点。按照书籍传统四分法,郭店简、上博简可划归子部,清华简则大体可划归经、史部,含《尚书》类文献、编年体史书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由包山简开启,郭店简推动,上博简承续的楚简研究热,因清华简的出现,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后三批竹书如有约定,次第面世,不禁让人有冥冥之慨。
 
楚简文献的独特价值
 
  当今楚简热主要因竹书而起,而竹书之外的其他楚简文献也自有其独特价值,且与竹书一道为相关学科发展亦作出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以遣册、卜筮祭祷文书和竹书为例,略窥楚简之“能量”。
 
    近年来,每年都有关于楚简的各类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可观,论著发表更是难以计数。可以想见楚简热必将延续下去。作为楚简研究者,既庆幸生逢其时,同时也提醒自己,不可急躁,应当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细细耕耘,方不负时代对我们的惠赐。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出土未刊布楚简集成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