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项目动态 > 列表

上海: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14ZDB003)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朱叶楠

◤儒家环境伦理学不但能弥补西方环境伦理学说的某些不足之处,也符合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坚持文化多元性的需求,在人类普遍面临生态危机的现代社会,拥有重要的环境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突飞猛进,蓬勃激增的生产力带给人类社会空前的繁荣富庶,让世人普遍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便利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水源与食物等维持生命基本需求的资源都遭受到污染,环境灾难频繁发生,人类深深感觉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在政府与科学家共同着手研究解决策略之外,哲学家也在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中研究环境问题。他们思索问题发生的根源,探讨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研究人和自然之间是否存在伦理关系?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样的伦理关系才是正确和适当的?人类对自然有何种责任或义务?这些关系、责任与义务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环境伦理学由此诞生。
 
  当代哲学家深入探究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不断强化,人类贪婪自利的负面欲望未得到有效抑制。如果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具有绝对的超越自然万物的优越地位,而且人类的利益是所有意义与价值衡量判断的唯一标准,那么大自然对于人类就只有工具性的价值,人类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永无止境地任意改造、利用自然,而不需负担任何责任与义务,这种自利心态与专断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面对当前不容乐观的生态危机,人类只有通过真诚无私的自觉反省,才能透视内心被欲望喜好蒙蔽的纯真自性,进而了解到在享有和坚持现代化所带来的进步与成长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我们必须积极面对人与大自然的伦理互惠关系,选择建立适当的环境伦理观,并使其彻底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儒家环境伦理学对当代人自有其重大价值。
 
儒家仁德的实践扩展
 
  儒家环境伦理学通过仁心情理扩充发用和诚己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修养的两种进路,体现仁者参赞化育的仁心显用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不但能弥补西方环境伦理学说的某些不足之处,也符合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坚持文化多元性的需求,在人类普遍面临生态危机的现代社会,拥有重要的环境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儒学是以“仁”为思想的核心,“仁德”的完满实现就代表着德行伦理的彰显,也是儒家判断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标准与人内在的本质。儒家讲孝,孝是仁的起点,“亲亲之爱”是一种最原始自然的真实情感,孝只是这种自然情感最初表达的形态,因此孝顺就不应该只是形式化的仪式,也不仅仅是充裕的生活物质奉养,更重要的是要有真诚的敬爱之心。
 
  由此,从道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历程与人与人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体会道德不应该仅仅是纯粹外在于人心情理的规范戒律或纯然人类自身先验的理性推理,而更多的是内在心中的感性因素,也就是将仁之发端处那恻隐之心、诚挚无私的情感加以扩充发展的美善结果。孟子就直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价值自觉意识为人心性善的萌发初始点,也是仁、义、礼、智等各种德性孕育发展的根源,如果人能自觉主动地从事砥砺修养,进而扩充先天具有的价值意识之自觉心,则终将可达到各种德性之完成,而人类普遍道德的根源与最高意志的自由即奠基于此。
 
  在关怀的情感与修己成人的基础上,显示出仁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是跨越亲亲尊尊之血缘家族界限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朱熹将“孝悌为仁之本”诠释为“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意即要使“爱”这种情感在实际表现时能恰如其分、中庸不偏地表达出来,就需要依循“理”才能使爱合理、得当,由此可知爱必须要依于理性的客观指引,方能适当地表达“仁”的具体意义,因此儒家的“仁者,爱人”就绝对不能误解为负面的偏私之爱。在生命的相感互通之中,人类的仁爱之心能超越物种的界限而普及所有的生命与非生命。
 
尽心诚己、履行天道的进路
 
  儒家仁德的实践扩展无形中影响儒者的为人处世,就是要能由亲爱自己的亲人开始,也同时要达到普遍地仁爱人类,由仁爱人类也同时要达到泛爱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仁的德行是一种动态的成长历程,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普遍地对生命关怀的具体实践。这就是儒学仁心情理扩充发用的环境伦理学进路,另外,儒家哲学另存有超越性的理论建构来解释人与大自然之间所存在的道德关系,其中以《周易》与《中庸》为最主要的代表。
 
  《周易》一方面以六十四卦卦象与六爻爻辞比附宇宙万物和人文社会的具体情境,对真实世界的人文事务提供德性的指导说明,从而形成深厚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经由普遍的自然规律与人伦情境紧密的连结关系,也指示出人类道德的目的不能将自然世界排拒于思维与行动之外。《周易》以乾坤为所有卦象之首出,比附于阴阳与男女,是人伦社会建立的基础,也是自然世界中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天地之道即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之生成变化的普遍性道理,君子进德修业以德配天,不但要在人伦社会落实贤人之德业,也要以厚德载物之心促使万物滋生不息,所以易道就成为君子成德之学的必习要义,而乾坤之道就成为人生终极价值的根源所在,于是自然世界与人文社会在此意义上同时彰显我们应该认真面对的道德责任。
 
  “易道”中体现天道、地道与人道的“三才之道”,人道位居其中,是体悟天道善德、尽己行道的重要动力,肩负着成德成物的义务责任,这在普遍的道德实践层面上也说明人必须要全力以赴、健行不已,积极成就超越性的天地生生之道,以完满地实现天地人圆融和谐的交流互动,完成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中庸》开宗明义就阐述“天命之谓性”,直指人之性是由上天给予的,这从一开始就提升到形而上学的视角来审视天道与人性之间密切的关联,所以人之性就蕴含天人同源的道德义涵与形而上的理论基础,道德实践皆本天命、天道而行,所以“天命”就成为人立身成德的内在超越性根据。在此,命与性都有超越的形而上意义,但是“天命”的意义并不是人格神意义的天,也不是自然天,而是“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生物不测之天,以其创造之真几流贯于万物之中,而成就万物之自性,于是《中庸》就从“性命天道”的进路中,建立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与非生命在普遍的意义上都具有相同本质内涵的理论根据。
 
  既然所有的人与物固有之自性都受天命而成,因此人尽心诚己、履行人道以应天命之道德修养进路,在德性天的启示影响下,就绝对不能割离对天地万物应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因为人受天地之道以生,基于人性与万物之性的同质本源,必须要诚敬知命以尽万物之性,完成天道赋予人应有的道德责任与特殊目的,参与赞助天地万物各尽其性分、适性正常的生存发展,而不能任意破获、掠夺,违逆天地生生之德。这是儒家诚己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修养的环境伦理学进路。
 
不同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独特价值
 
  这样,儒家环境伦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建构就通过两种不同但却又相辅相成的道德存养进路而完成了:一是天道观,“天命之谓性”,是由外在而内化,因为天道下贯而成为人之性,就是人的本真自性,是真诚无妄的实然本体,也是必然之理,这就形成由天道而人自身,由超越而内在的进路趋向;相对的是仁学思想,既然人之性受命于天,人心性善就存在天道本源的基础与贵善爱生的特质,于是自四端之心萌发培育,从仁心义理的逐步扩充发用,进而超越亲亲尊尊与人类族群的界限,最终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道德层次的境界,就是由人自身而逐渐扩充上达天道,是内在而超越的进路。
 
  面对当前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儒家的仁学思想与天道观两种进路有着不同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的独特价值,因为儒家环境伦理思想强调万物一体的整体生机论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融会统一的基础上的,让自然的内在价值涵育于人心善性之中;以生生诠释道德最高层次的义涵,强调珍惜生命、爱护自然万物,进而主动促进天地万物依照其特殊物性顺利发展,这是人类道德实践的终极表现;而提倡“诚己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修养与“民胞物与”的仁爱胸怀,更显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特性,凸显人的道德主体性与目的性价值,促使人发挥道德责任,善尽关爱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
 
  儒者当然也了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所差异的现实,但却能以仁德为本、爱物如同爱人,进而以参赞天地万物正常生存发展为圆善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因此就儒家环境伦理思想进一步加以分析归纳,我们就可以得到仁心感通自然原则、尊重生命原则、仁心用物原则、经权中庸原则、天人合一终极原则等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如此不但能补充西方环境伦理学说理论某些不足与滞碍难行之处,而且对当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纾解也有相当的帮助。【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14ZDB003)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510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