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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痛痛病”带给人类的深刻教训(15BSS015)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茂红

“痛痛病”:少走环境治理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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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环境急剧恶化的现象。在环境史上,日本“痛痛病”案例给了人类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战后日本发生的四大公害事件中,发生在富山县神通川的“痛痛病”是第一个通过法庭审判认定受害者胜诉的公害病。“痛痛病”因患者疼痛难忍、不断呼喊“痛死了”而得名。认定此病发生原因、进行赔偿和环境治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地方和中央政府、当地居民、知识界都卷入其中,相互博弈,上演了一出从环境破坏到环境修复的悲喜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环境急剧恶化的现象,此后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来进行环境治理。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只有汲取教训并化作自觉行动,后发国家才能发挥出“后发优势”,少付代价,少走弯路。
 
“痛痛病”不是突发的
 
  神通川流过富山平原,向北汇入日本海。河水不但给沿岸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还是当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水源。河流上游的山地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有金、银、铜、铅、锌等。16世纪末发现了茂住银矿和佐保银矿,银矿开采逐渐兴盛,“矿害”一词开始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战争需求促使神冈矿山开采重点由银转向铅和锌,产量不断提高。在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排放的含镉烟尘、矿渣和废水也大幅度增加。
 
  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造成当地人患病,引起当地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从1931年开始,神通川流域矿害扩大化,居民反抗运动从上游蔓延到下游,受害者纷纷要求调查矿山排水和当地土壤的有毒物质含量。富山县政府经过调查,证实了受害地的土壤和水中锌等含量很高,要求神冈矿山增设沉淀池。但在战时体制下,矿山除害设备经常得不到启动。受害农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受害者人数增多,范围扩大。
 
  战后虽然没有战争的需求,但渴望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冲动促使神冈矿业生产规模急速扩大。推动产量和利润提高的一个因素是生产设备大型化、自动化和高速化,但这种变化也带来了矿渣和粉尘更加细化、排放密度更大的问题。尽管神冈矿业增添了集尘回收设备,但受害者人数、受害面积和强度仍在扩大。在日本的两次工业化进程中,矿山开采和炼制都是重要产业,得到了国家保护,其排放的有毒废物就会有意或无意被忽略,造成的受害状况就会越来越严重,范围会越来越广。忍无可忍的受害者就会展开抗议运动,从而逆转只重国家“大利”、忽略个人“小利”的局面,逐渐走上“大利”与“小利”相互统一的道路。
 
科学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痛痛病”的科学认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虽然早在1910年人们就发现了后来认定的“痛痛病”患者,但由医生从医学专业上注意到“痛痛病”是在1935年。当时,萩野医院医生萩野茂次郎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怪病,但并不知道是由镉中毒引起的。直到1961年,萩野昇和吉冈金市联名在日本整形外科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提出“镉致病说”,认为这种公害病就是由镉慢性中毒引起的。与此同时,官方也展开相关调查研究。受害者也成立了自己的“痛痛病对策协议会”。
 
  1968年3月3日,9名患者和20位死者家属把三井金属矿业告上法庭。5月,法庭首次就“痛痛病”裁决开庭。1971年6月,富山地方法院根据矿业法第109条关于无过失赔偿责任的规定做出患者和死者家属胜诉的判决。这是四大公害诉讼中第一个做出受害者胜诉的判决,具有标志性意义。
 
  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严密的过程,其成果是进行判决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基础。但是,科学家出于什么目的、从什么立场出发进行研究,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结果。另外,即使是同样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精神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效果。关于“痛痛病”的病因,来自不同阵营的科学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在反公害运动已经成为社会潮流的时代,科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科研的进一步深入,受害赔偿等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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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县痛痛病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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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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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神通川

  判决后,受害者与三井金属矿业签订了两个誓约书和一个协定书。两个誓约书分别是关于受害者救济和土壤恢复的,协定书是关于公害防止的。然而,誓约书和协定书的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随着日本国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和企业环保品牌塑造的需要,三井逐渐主动公开自己调查的排放和治理结果,为居民调查团入厂提供方便。可以说,神通川水质已经基本恢复如初,昔日公害肆虐的有毒之地变成了风景秀美适宜人居的人间乐园。
 
经验教训
 
  “痛痛病”的发生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在技术水平有限和预见能力不足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痛痛病”被发现后却没有及时得到重视和治理则是需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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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示意图

  公害发生并不是不可治理的,但是,在公害治理中,事前预防无论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都比事后治理要合算。在“痛痛病”事件中,如果进行公害防治,其投资大约只需120亿日元,而实际判决后的各种赔偿和治理费用竟然高达570多亿日元,是前者的近4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能为眼前利益所迷惑,前期的小投入至少能避免后期的大损失,更何况还可以保全那些不该逝去的生命。
 
  “痛痛病”的治理是多方势力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法治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博弈的制度框架,在此框架内进行的协商其实是保持社会和谐的成本最低且有效的办法。尽管科学研究会不断深入和精确化,这意味着“痛痛病”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信息公开能够为双方平心静气进行协商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在共同的信息面前,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只能直面问题,共同寻找解决之道,否则,问题不但得不到及时解决,而且各方损失还会扩大,对各方都不利。【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战后东亚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批准号:15BSS015)的中期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4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