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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防止人才流动的扭曲

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 刘 洪

  当前,长三角地区内外人才的流动日益频繁,出现了区内不同城市之间流入流出的不均衡,同区外城市的流入流出不均衡,这既然反映了不同地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同地区、城市人才政策差异的后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人才流动是自我组织的过程,有利于人才作用的最大化发挥;而作为人才政策干预的后果,人为地约束人才的流出或吸引人才的流入,就会导致人才在不同地区、城市之间流动的扭曲,虽然某个城市人才净流入数量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上去了,但人才的效益并不一定被发挥出来,就宏观视角而言,人才配置并不是最有效的。简单来说,就是人才的流动与人才作用的发挥不是必然对等的。那么,如何看待当前长三角地区人才流动的现状呢?我以为至少要从两个维度上来分析。
 
  首先,要从国家战略的维度来分析。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将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期望该地区的快速发展能够产生溢出效应,引领和带动其它地区的快速发展。所以,长三角地区人才向国内其它地区的流动,也是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因此,对长三角地区与区外之间人才流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净流入流出的数据为指标,而应考察其是不是有助于全国的人才最有效的利用,是不是能够实现人才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出,从而实现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
 
  其次,要从区域内部一体化维度来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区域内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并形成了不同的人才文化氛围,从而成为影响人才在区域内城市之间流动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像在一个城市内不同企业之间跳槽一样地在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流动。人才在流动的时候,除要考虑自己本身的专业、爱好、工作平台和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外,还要考虑家庭生活,包括配偶工作、父母赡养、子女教育、住房成本和医疗便利性等,这就会导致人才的流动由单纯的工作导向偏向于生活导向,比如有的人才为了子女教育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也有的人为了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离开上海来到南京,而生活导向的流动与工作导向的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并不一致,可能会出现所谓人才流动的扭曲。所以,区内城市之间的人才净流入流出数据只能反映一个城市对人才吸引力差异,而不能反映人才作用发挥的大小。
 
  人才流动和人才作用发挥都是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多且相互作用,单独从某个数据或因素来分析,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然而,人才是否能够发挥其最大主观能动性、创造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始终都是评判人才流动的最基本指标。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体现在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合理的分工、协作实现经济一体化,也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体化上。人才作为最为重要的、最有活力的生产要素,从有利于人才作用发挥的视角,在人才政策、社会服务、工作平台上,不同城市可进行有效分工和协作,比如居住在苏州而在上海工作的人才,在工作上感受不到与上海本地居民的差别,在居住生活上也感受不到与苏州本地居民的差别。要做到这些,在政府层面上,不同城市之间人才服务与管理要让人才感受不到城市的政策差别,如同城际通勤的“公交化”一样;但考虑到不同城市隶属于不同行政区划和历史原因,房价、子女上学等生活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趋同,这就需要企业将所在的城市环境作为既定条件,而在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上做出创新,便于人才在不同城市的家庭生活,比如构建虚拟组织、推行远程工作、使用共享办公室,进而减少因为非工作因素导致的人才流动;在人才个人层面,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要注重培养自身的敬业精神,提升职业化水平,保持职业的稳定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国际人才集聚及中国对策研究”(16ZDA057)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9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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