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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与符号的时代共奏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卢德平

 
  ◤人与符号的时代共奏,不单纯是现实的娱乐,也不单纯是一种便利,而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样的共奏符合符号、思想、认识同构的规律,会帮助人们成长为理性、科学的符号人?
 
  符号、思想、知识三者存在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语言符号是认识的手段和获取知识的途径。语言和思想二而为一时,符号和认识变得难以分解。对于知识传统的继承,起步于语言学习。然而,语言符号始终伴随着其他类型的符号,无论是文字符号,还是图像符号。与耳听和目视这两种基本的感觉途径相对应,口说和手绘成为积极的符号表现方式,是沿用至今的基本模态。模态与感觉不仅对应,而且相互结合,二而为一。为耳听而诞生了口说的功用,没有听就不可能有说,但听有别于说,听本身不能构成语言的生产。为目视而诞生了手绘的价值,无人注视就谈不上手绘,但目视本身不能生产任何文字或图画。口说的结果是语言,手绘的结果是文字或其他图像符号。
 
  无论耳听还是目视,都是一种状态。无论口说还是手绘,都是一种行动。状态和行动构成了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符号的基本前提。使用任何一种符号,既包括对既成状态的接受和继承,也包括对于符号的应用行为。符号的状态和行动,对应于知识的承载和创新,也昭示了任何一名符号成员,只有兼具状态和行动两方面,才能实现对符号的运用、知识的吸纳以及自身的发展。符号、思想、知识三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离开了符号,无法实现思想的运行,也谈不上知识的传播。思想和知识的规律性特征与符号,特别是与语言符号存在着深层次的同构关系,相互不可分离。可以说,在状态和行动两个向度上,符号、思想、知识三者画上了等号。
 
  代际符号差异的形成
 
  目前随着科技手段的引入,符号的生产在口说和手绘两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替代。替代的结果是,现成的符号资源极其丰富,把人们从口说和手绘的符号生产中解放出来。丰富的符号资源,以对符号状态的巨量增容,减轻了符号行动的强度。以状态和行动为基本维度的符号构成、使用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问题在于:人与符号的这种时代共奏,为人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什么?直接讲,是符号状态的过于繁盛、符号行动的过于节俭,是耳听和目视的主导化、口说和手绘的弱势化。
 
  传统上,符号的生产和应用,在耳听、目视的状态与口说、手绘的行动之间形成平衡,并通过教育实践获得巩固。状态和行动相结合的符号实践,在学习方面,即语言学习实践,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符号成员获得发展的基本坐标。在教育哲学里,对行动维度的强调历来高过状态维度,对会说话、会写字的动手能力的重视,是中国历代教育的基本精神。但目前技术时代人和符号的共奏,打破了这种平衡。这样的符号或语言的不平衡,如果长久持续,会形成代际符号差异。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代际符号差异,对于下一代的发展前景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上文曾经指出,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与思想、认识既同构,又等同。代际的符号差异,实质意味着,思想和认识发生了代际差异。而且,思想和认识的基本符号方法发生代际变化,甚至代际断裂,则给思想和认识的继承带来难题。
 
  未来符号生活向何处去
 
  语言符号的基本功能是表达和交流,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符号性,不仅引导着人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而且也规定着人们的初始认识状态,即“原初域”。胡塞尔提出“原初域”概念,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何以人不得不走出其初始状态,离开“原初域”,但又在自我的后续发展中以维护“原初域”为前提选择适应的道路?说得通俗点,这个问题涉及发展与认同相互交织的问题。胡塞尔的“原初域”,涉及个体的人格、价值等核心元素。但是,“原初域”并非坚不可摧,至少可以优化。在符号实践中,实现人际合理化的交流,并通过符号实践,体验他者的符号意识、心灵轨迹,可以优化自我的“原初域”,提升自我的本质规定。承认“原初域”之于发展路径的内在联系,可以解释不同的价值选择得以成立的理由,也有助于回溯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原初理据。当然,强调“原初域”概念的意义,并非否定发展本身的自主性。同时,就人的发展而言,环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穿越符号空间的漫长一生,实质是思想和认识发展的一生,在展示未来的同时,不断回溯思想或认识的“原初域”,有助于实现代际的接续,在思想的继承中获得认识的科学发展。
 
  思想或认识的“原初域”构成及其优化,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在状态和行动维度上的再平衡,是对当前符号资源技术化趋势的还原性思考。人们未来的语言生活、符号生活向何处去,不单纯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原理性问题。当符号的发展脱离了符号原理,并转化为人们须臾不可分离的生存方式时,思想和认识的风险即转化为符号的风险。人与符号的时代共奏,不单纯是现实的娱乐,也不单纯是一种便利,而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样的共奏符合符号、思想、认识同构的规律,会帮助人们成长为理性、科学的符号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15JJD740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重构和政策优化”(16JJD740005)]
 
  《社会科学报》总第1664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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