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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从王充看浙学的学术渊源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张宏敏

 
  ◤王充有哪些学术主张与理论资源可供总结?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历史影响又如何?
 
  我们研究阐释历史上存在于浙东、浙西的区域学术“浙学”,其首要的任务是明确“浙学”的学术渊源。当今学界对究竟谁才是“浙学的开山之祖”这一问题存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是北宋的理学家程颐(1033-1107),有人主张是南宋的婺学家吕祖谦(1137-1181),而我们则认为,浙江上虞籍的汉代学者王充(27—约97),因著有不朽的经典名著——《论衡》,而成浙江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思想家,故而被作为“浙学的开山之祖”。王充的学术主张除却耳熟能详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元气自然观、“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的无神论之外,还有哪些理论资源可供总结,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历史影响又如何,则是本文关注的议题。
 
  政治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历史上的浙江籍的思想家大多信奉儒学,故而孔孟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民本仁政”的政治哲学,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民为本,要求各级施政者要勤政爱民、保民利民、顺应民意。王充《论衡·书解》中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经典论述,这句话启示为政者要走出庙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并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并积极回应与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
 
  王充之后,浙江籍其他思想家也大多重视“民本仁政”理念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比如,于谦《咏煤炭》诗“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抒发了诗人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和情怀。王阳明依据《古本大学》,提倡“明德亲民”的为政之道:“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把社会治乱评价的立足点从一姓王朝的兴亡转变为天下万民的忧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万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云:“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这是说,儒家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但凡是于民有利之事,一丝一发也要推行;于民有害之事,一毫一末也要革除。
 
  真理观:“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
 
  与把王充的学术宗旨概括为“疾虚妄”的观点不同,当代浙学研究专家吴光教授把王充的学术宗旨概括为“实事疾妄”。因为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实事疾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涵义:“实事”是立的方面,也就是“定真是”;“疾妄”是破的方面,是“疾虚妄”。简言之,“实事疾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
 
  王充的这种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为主旨的求是、批判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毛奇龄、龚自珍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陈亮、叶适提倡“务实不务虚”的“事功之学”、经世济民的“经制之学”,因反对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而同朱熹展开了一场场学术论辩。王阳明发扬“心”的主体性,“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批判继承先秦儒学、程朱理学的前提下,提出了“亲民”“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等一系列学术新命题。
 
  黄宗羲还通过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的思想,比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思想早了将近一百年,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毛奇龄,不拘成说,著《四书改错》,向理学权威朱熹的《四书集注》挑战,这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精神?
 
  认识论:“事有证验,以效实然”
 
  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多与知、行关系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浙学家对知行关系抑或理论与实践的的关系的探讨,以王充的《论衡》为最早。王充以“效验”论驳斥先验论,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论衡·薄葬》)。
 
  王充的认识论,还体现在《论衡·别通》中的“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意思是说,涉足浅水的人只能见到虾子,进入较深水域的人能见到鱼鳖,潜入深渊的人能看见蛟龙。王充把涉水分为“浅水”“颇深”“尤甚”三个层次,而所见之物愈深愈奇,愈深愈贵。此外,《论衡·实知》有云:“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这是说,人无论生来如何,尽管他们性情有差异,才智有高下,能力有大小,但“知物由学”,别无他途。
 
  自王充之后,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围绕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又有不少经典论述。比如,陆游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更是针对朱熹“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的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新命题:“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在阳明这里,认识论意义上的“知”与“行”同步发生,认知与实践的过程就是“即知即行”的无间断的连续发生体。黄宗羲作为心学的终结者,认为阳明学“致良知”的“‘致’字即‘行’字”,提出了“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的新命题(《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是为“力行”哲学。
 
  学术观:“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学以致用,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学术观,决不能视为功利主义。浙江历代思想家的学术观,都有“学以致用”的倾向性。王充《论衡·超奇》有云:“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大意是说,凡是重视融通的学者,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知识。
 
  王充的“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的学术观,直接影响到后世的浙学家。比如,南宋永嘉学派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学不至于完全陷入纯是讲求个人道德的心性修养,从而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补充。黄宗羲在编纂未竟的《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中,就有为永嘉学派正名的主张:“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以经义立治术,旨在经世致用,故其学问都能与关乎国计民生的政事相关联;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特立“说斋学案”的原因,就在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皆有关经世之学”。黄宗羲还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立言宗旨,反对前儒“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学术趋同,在发出 “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拷问的同时,提倡“学贵履践,经世致用”的自得之学,进而提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的学术观。
 
  人才观:“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大多明白并强调“人才”对于成就事业,尤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王充《论衡》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是说,好的才能与好的时机的统一,方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途径;而识才之才,即独具慧眼的“伯乐”,乃是发现人才的关键所在。
 
  继王充之后,刘基在《拟连珠》中提出了“任人之长,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在刘基看来,胸怀大抱负、欲有大作为的栋梁之才,必须选择、投奔适合施展自己才华的场所与事业,“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则所投”。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取士篇》中批判了科举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进而提出了八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黄宗羲的“取士八法”集中反映了人才铨选与培养相结合,重视人才的真才实学并量才授任,强调采用多种途径来选拔人才,对人才等级评定需严加考核等主张。这一人才学理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龚自珍面对清朝渐趋崩溃、国家内忧外患的残酷现状,对清朝政府推行的“论资升迁”“论资排辈”的选官用人制度予以批判,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主张建立开放灵活的选人用人机制,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受到重用。由此不难发现,从王充、刘基、黄宗羲,再到龚自珍,浙江古代思想家所持有的选贤任能的人才观,可谓一脉相承,又一以贯之。(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课题《浙江儒学通史》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为17WH20020ZD。)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0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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