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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存: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还缺些什么

作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副主任 杨庆存

    重视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经世致用”“有补于世”“大济苍生”之类的学术理念,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的主线。在世界文化发展呈现 多样化、多元化、多层化和相互交流、交融、交锋的当今时代,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顺应了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需要。学术出版与一般的文化产品或大众性、 普及性较强的文化产品有所不同,学术著作因为内容的高端性、形式的复杂性和读者群体的相对固定性,不仅要求高、难度大、周期长,而且投入多、印数少、成本 高,很难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可以说,学术出版是体现业界文化眼光、思想境界和历史责任意识的重要方面。


  讨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机遇、挑战和路径,充分体现了业界“民族复兴”的国家观念和“斯文自任”的担当精神。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从国家 出版产业发展与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层面,探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解决的方法。这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摸索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社科 基金五年前专门开辟和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此项目也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然而,与此相关的几个期待也值得关注。

  

期待高校成为主力军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国家之大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协调多方,凝聚综合实力,注重实际效果。其中出版行业是龙头,高校为中坚。高校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翻译人才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目前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的数量和质量都与高校的整体学术实力不相符。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发掘、充分运用和充分发挥高 校的学术资源。主动策划不足,积极组织乏力,守株待兔为多。我们期望多沟通、多策划、多组织、多推荐、多承担,通过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高校出版社的强力 助推与有效合作,尽快改变当前状况,让高校不仅成为承担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重镇,而且在申报数量和质量上有大的提高和改观,逐渐形成一支实力雄厚、高效运 作的学术外译与传播的专业队伍。


期待遴选和推出学术精品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首先是对学术著作的遴选。目前申报的成果淘汰率很高,主要原因就是学术水平不理想,甚至有不少是属于普及性、教材性的,或是 文化介绍性的。我们应当把确实代表相关研究领域前沿水平的学术精品介绍给世界,把既有强烈国家观念又有鲜明人类意识的学术成果介绍给世界。要强化国家观念 和人类意识,从推进人类健康发展的高度,优先选择那些最具民族特色、最具普遍意义和最具典型意义的优秀成果,选择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利于激发人们 创造活力和传达正能量的优秀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汉译和传播,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孔子学说的外译,不仅被西方视为“东方的《圣经》”,而且让当代众多获得诺奖的自然科 学家认为,21世纪的人类生存,要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孙子兵法》成为美国西点军校颇受欢迎的读物,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赫胥黎的《天演论》、 卢梭的《民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人的思想观念。这些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无一不是因为其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而赢得人们的敬佩, 其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推出的学术成果也必须是思想观点“立得牢”、相关领域“传得开”、专业领域“叫得响”。



期待外译表达的高质量高水平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外译是关键。学术外译难度大,要求高,必须立足实效,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人类共 有的精神财富,只有通过广泛传播和相互借鉴,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译者必须具备多民族文化、多语言汇通与转换的超强能力。原著的思想性、理论性与 吸引力、感染力,是选择翻译必须考虑的重要元素。翻译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生动性,决定着著作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生命力。


  要精心选择有利于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合适概念,提高传播的效果。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补儒易佛”的策略,选择中国文化 经典《中庸》《诗经》中的“上帝”概念,来代替基督教的“天主”,由于符合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习惯,而获得文化界包括当朝皇帝的理解与支持。最近,西方汉 学家曾批评中国自己把“君子”译为“绅士”,偏靠西方话语而“邯郸学步”,丢失了民族特色,实际上“君子”的文化内涵和表达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绅士”。


  总之,要在外译语言表达方面把好关,确保高水平、高质量,确保内容“走得出”、受众“读得懂”、落地“留得住”。


  2010年6月25日,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研究报告,突出强调了学术研究对人类当前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国际社 会科学理事会主席古德芒德·赫尼斯(Gudmund Hernes)认为,如果世界想要面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它就需要更多、更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21世纪发端十年,中国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费投入每年递增15%~20%,而国际数据库收录的学术论文,中国的增长率高于拉丁美洲国 家和印度。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全世界约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由欧洲和北美出版,美国居世界首位;汤森路透《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1998至2007年的论文,北美占50%多,欧洲占近40%(参见《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2日第一版:胡乐乐《世界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社会科 学》)。虽然这只是一个数量统计,但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的中国,应当认真思考。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学 术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不强,二是学术成果的推介与传播力度偏弱,三是国际交流的渠道不畅、平台不多。而中国学术出版要“走出去”,必将有效改善 目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