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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实践转向”引发现代性危机(13CZX061)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高山奎

  有很多语汇来描摹哲学的古今之变,例如: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非理性思潮,后现代思潮,政治哲学复兴,等等。这些指称并不算错,它们分别标识出古今哲学着力点的某些重要不同。但从根本上讲,最能标识出古今哲学本质不同的却是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这种转变根置于哲学目光的主体论视角或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从而带来物质(欲望)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现代出现,最终引发了信念(不再)认同的现代性危机。因此,要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就有必要对实践哲学的现代发生、表现及其限度做出说明。
 
强调人的中心位置
 
  我们要强调的是,现代哲学“实践转向”的前提是主体性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人们不再把目光瞄向遥远的“天际”,寻求普遍客观的宇宙论真理或彼岸的天堂,而是由外转内,关注人的认识是如何发生的(认识论),人的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伦理学),如何在纯粹理性的限度内在现世建构一个平等、富足、正义的人类社会(政治哲学),等等。表面上看,这种转向只是思考方向或着力点的某种转换,内地里却包含着对人的理性能力及其限度的关注和思考。在哲学史上,这一转向表现为一系列浪潮式的深入过程:从笛卡尔的我思怀疑开始,中经卢梭对自由的启蒙批判,最终在康德的主体归因的哥白尼式革命中达到高潮,彻底将理论的重心决定性归于主体——人的统摄能力(知性)和自由意志(理性或本体)。黑格尔哲学看似恢复了客观性真理的至上地位,但对主体性的热衷却丝毫未减,而是辩证性地融入实体的思考之中,以实体即主体的形式加以强调。马克思更是要言不烦,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哲学的要务不是理论性地解释世界,而是实践性改造世界,从而再次高扬了人之主体的自由与解放。即使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师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人)对存在之领会的独特地位也一再受到强调(尤其在《存在与时间》中),并在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以自由本体论的人道主义的方式得到了极端化的推进。可见,与古典哲学对外在于(不依赖于)人的客观真理的专注不同,现代哲学更多地将理论的目光转向人自身,挖掘人的认知潜能,关切人的异化和束缚,瞄向人的自由和幸福。因此,对主体性(人)的地位的强调和关注或可看作古今哲学思维转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哲学思维方式、思想论题和语言表达都不可逆转地带有属人的痕迹,从而最终导致哲学从理论静观转向实践哲学。
 
  主体——人的地位的凸显和居于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导致古今哲学样态的重要不同:古典哲学崇尚理论静观,而现代哲学强调以理性(技术)方式建构(改造)社会,在实践中发挥主体(人)的能动地位。古希腊哲学强调理论直观,对象是不变的宇宙论真理或第一本体,而非变动不居的人事(可变真理);关注的核心不是人的感官欲求和理知能力,而是人的存在根据。这一根据外在于主体——人,自足而客观。现代哲学更加强调实践改变世界。实践的主体是人,关注点由外而内,强调人的需求和内心的满足,这种满足在古典世界更多被看作是需要德性加以节制的欲望,真理的要义对人来讲是义务和束缚,而非相反。欲望和肉体相关,是一个贬义的词,要想光明正大地宣扬它,必须创造一些新的理念和范畴来加以美化,这些正面褒义色彩的语汇,包括平等、自由和权利,等等。平等和自由都是与人相关的,是与主体性相关的范畴,因此,自由和权利的高扬,是以哲学目光从外界转向人自身作为内在根据。而相应地,理论静观对实现人之幸福,尤其是物欲满足毫无增益,从而被劳动实践和技术创制所取代。借助实践的中介性意义,静观的神秘直观最终得到抛弃。
 
现代哲学实践特质的启发意义
 
  这种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变的直接结果便是灵性哲学向肉身哲学的主题转换和历史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古典哲学对客观真理的热爱,在主题上表现为对永恒存在者、普遍的理式(相)和纯形式的思考和探究,在政治哲学上则表现为大写理性主导的热衷,这尤其在柏拉图的哲人王和中古先知律法学说中得到彰显。现代哲学强调突破束缚,实现自由和保障人的各种权利,因此,哲学的主题从反思批判主体的理性能力入手,最终导向对人的各种非理性情感的强调。这在主题上表现为:叔本华、尼采对人的意志的强调,弗洛伊德对人的性欲和潜意识超拔,梅洛·庞蒂对身体意义的古典反动,舍勒对情感价值的现象学直观,等等。灵性维度和道德义务被各种肉身性或非理性主题所取代,以往被理性主义哲学所忽略的主题在非理性哲学的视域内在人(主体)的层面得到重视和强调。
 
  这种转变还表现在历史主义的出现上。古典哲学将目光瞄向永恒、不变的真理,等而下之的才是关于人事的可变真理(亚里士多德)。现代哲学将目光投向主体一维,历史成了实现主体价值目标的时间单位。因而,真理便沾上了相对主义的习气,这表现在:任何真理成了特定时空中的相对真理,成为相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空中的真理。这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在古希腊受制于形而上学和宇宙论的真理观,而在现代,却在启蒙的旗帜下,变得愈加重要。以至当下,价值多元主义的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主义风头正盛,传统遭到解构,精神伦理价值失去了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各种权利和数量化成为主导支配性思维范式,价值虚无和启蒙信念认同不再,现代性危机由此而生。
 
  当然,强调现代哲学的实践特质和主体性根据,以及随之产生的主题转换和历史主义的出现,只能看作是哲学的现代转变的一个特质,不可用它来套用或教条性地解释现实中具体的每位哲学家。即便如此,指出现代哲学的实践特质和主体性倾向,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哲学及其弊端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如生态危机、空气污染、世风不古、物欲泛滥,具有重要的提纲挈领意义。它提醒我们,现代性的发生是一个整体性事件,对其问题的诊治理应由表象而深入,从整全性的哲学反思作为依据,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胡乱下药,往轻了说,这叫缺少实践感和理论智慧,往重了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社会科学报》总第1507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