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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15JJD740005)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 卢德平

汉语国际传播:真相与假象

 

◤当前,很多人对汉语国际传播所汇集的政策和行动资源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兴趣。前不久,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在兰州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了汉语国际传播无论概念还是行动均存在真相和假象叠加的问题。去除假象,还原真相,是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使命。
 
汉语国际传播假象的表现
 
  目前汉语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具有多声部特点,不同的行动主体都在参与其内涵的建构,表达着自身的立场。而人们热衷于此的理由,并非在于从语言的平凡性中发现了新的神秘之处,而更多在于对汉语国际传播所汇集的政策和行动资源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兴趣。也正是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理解这一概念和调节相关行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汉语国际传播无论概念还是行动均存在真相和假象叠加的问题,而去除假象,还原真相,是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使命。除了功利主义动机遮蔽了汉语国际传播的真相,容易使人们无视语言传播的基本规律外,对语言以及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认识的偏差也容易产生汉语国际传播的假象。更为严重的是,对语言和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解释如果服务于功利主义动机,则加深了去除这种假象的难度,但也凸显了真相的可贵。当今关于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些假象主要表现为:1.认为汉语国际传播就是把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汉语想法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由此实现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对外传播。2.认为通过在海外广设汉语教学点就可以实现汉语在对象国的广泛使用和传播。
 
  不可否认,从语言的符号特质判断,把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输出去,可经由汉语符号去指涉汉语之外的非语言因素,即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现实。但这种汉语传播观实质上把汉语扩散和汉语交际割裂开来,认为汉语具有符号系统的自足性,汉语自身就足以表达与传递中国人作为主体的所有意向性和中国社会的所有外部客观现实,而不必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汉语交际者生动的个体特性,从而悬置了汉语传播对对象国日常生活的介入,呈现出汉语理性传播的假象。
 
大多汉语传播未进入对象国日常生活
 
  从理论上讲,汉语的符号性只能说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音义兼备,形式和内容耦合,并且指涉汉语之外由社会、文化、历史、现实构成的语言之外的“他者”。换言之,关于“他者”的观念业已成为汉语的语义成分,浓缩并沉淀于汉语之中,构成了汉语的表达潜能。但汉语的符号性只是汉语进入日常生活交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进入交流或交际,语言的言说主体必须出现于交际场景,且这个言说主体是生动具体的个体,而非集团表现意义上的抽象言说主体;即使言说主体拥有交流的意向性,如果交际对象对言说主体的意向性不感兴趣,没有和言说主体分享意向性,共建意义世界的驱动,那么交流或交际仍然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语言符号传播出去,甚至为交际双方所理解,也不能构成面对面的语言互动,不能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形态。即使在同为母语的环境中,这种语言互动和交际不成立的例子也随处可见。
 
  可见,语言进入日常交流或交际,在语言符号性的基础上,尚需生动具体的交际者具有共享交际意向,共建意义世界的社会心理驱动这一重要条件,而这一条件又和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扩大中国友好人群和力量发生重叠。上述社会心理驱动条件在理论上要求前置于汉语传播过程,而在实际的汉语国际传播行动和政策中,这个在实践上无法形成的前置条件反而被设定为汉语国际传播的目标。这种理论上的错位,决定了目前汉语国际传播游离于对象国日常社会交际的悬置性特点,固化了汉语国际传播的假象。
 
  显然,汉语传播如果不能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则具体生动的言说主体必然缺位,在此条件下,这样的汉语传播实际上等同于汉语书面语的传播,而不是汉语的全部。即使通过孔子学院等途径面向外国人开设汉语课程,但所传播的汉语仍然停留于符号体系的转介,而不能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这是目前大部分汉语国际传播实践的真相。这个真相如同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传播到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一样,并没有进入传播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其实质不过是书面语的传播或课堂的封闭性语言练习。
 
汉语国际传播的限度
 
  如果从语言传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际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并由此构建和营造一种共享的意义世界这一角度理解,上述汉语传播还不是真正的语言传播,而不过是汉语符号体系的转介。当然,能进入日常社会生活,成为人际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实践的语言只有母语或替代性母语。替代性母语的形成只有通过权力强制或殖民剥夺两条途径才能实现。虽然如此,符号体系转介意义上的汉语传播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只是在于:汉语国际传播可能难以避免世界一些主要语言的国际传播结局,即永远排除在对象国日常生活场域之外。这其实触及到汉语国际传播的限度问题。汉语国际传播的限度决定了作为外语的汉语与作为母语的汉语呈现出不同的功能路径。作为母语的汉语,其口语与书面语扮演着平行和同等重要的角色,口语的价值在于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而书面语的价值则主要在于行使集体文化记忆的职能。在汉语母语中,书面语并非口语的单纯转译。汉语作为外语向非汉语母语地区或国家传播,由于无法像母语一样进入日常社会交际实践,因此难以形成对于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贡献,其口语功能主要表现为学习汉语书面文献的阶梯。当然,对这一定律构成例外的是:当中国人个体出现于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且个体中国人的背景中存在着促成汉语作为交际语码首选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强势因素,则汉语就获得进入对象国部分日常生活语境的条件。但这种状况又以大量中国人出现于对象国多种日常社会生活语境为前提。不过,这样的话,汉语国际传播则会蒙上“霸权”的阴影。
 
确立汉语国际传播的正确理论基础
 
  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思考,到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实践的认识,反映了关于语言本质特性的两个认识阶段。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代表了前一种认识的高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奥斯汀(J. L. Austin)、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米德(Herbert H. Mead)之后所形成的哲学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则代表了后一种认识的高峰。
 
  但是,以上述任何一种认识为唯一的理论出发点来界定汉语传播概念,制定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实施汉语国际传播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带来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偏差。以前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为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则必然认为汉语本身形义兼备,是自足的系统,由此认为汉语国际传播等于将汉语这套符号系统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文化记忆、社会制度、传统习俗就能同步输出,进而认为汉语国际传播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不可否认,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即立足于汉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思路,解决了汉语传播的语言符号地位问题,但无法确立汉语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理论依据,也无法回答汉语国际传播限度的问题,以及在汉语传播实践上的悬置性问题。以后一种理论线索为汉语传播的唯一理论依据,也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日常社会生活对于交际者置身于具体的语言互动语境的现实性要求,在作为母语使用者的中国人不能大规模出现于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对于跨越国境,且以外语状态出现的汉语国际传播,构成几乎难以逾越的实践障碍,并且在理论上存在过于倚重语境变异性、缺乏对宏观背景规则有效指涉的问题。但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的后一种理论思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要启示:汉语国际传播应从传播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具体生动的语言交流者的当下现实出发,才谈得上关于传统、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历时维度的传播。
 
  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上述两种重要理论思路的结合,意味着规则和过程、背景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有机整合,这可能才是确立汉语国际传播理论基础的正确方法,也是破除汉语传播实践假象、逼近真相的理性态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编号15JJD740005)的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520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