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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理学必须机制化(09BZX048)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 王国豫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科学技术大国和强国,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广泛开展,负责任地发展科学技术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德国技术伦理学的理论与社会作用机制》(批准号为09BZX048)指出,我国对技术伦理学的机制化的要求变得非常迫切,德国技术伦理学机制化的经验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技术论理学的诞生
 
  技术伦理学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二战后,主要是由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所引发的关于科学家责任问题的讨论、60-70年代所出现的一系列工程事故和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催生的环境保护运动、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等,为技术伦理学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末,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都将视角转向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出现了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和伦理学的技术转向。
 
  德国是最早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1972年,德国技术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1906-1992)在他的《技术与责任:技术时代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就指出了建立一门新的伦理学的必要性。这样的伦理学不是关于个体的伦理学,行为的规则不能依赖于单个主体的善意,而是要求主体间的责任和与机构的合作。1978年,德籍美国哲学家汉斯·尤纳斯用德语发表了《责任原则——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一书。在这本书中,尤纳斯提出,知识和能力是一种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随着权力的增加,责任也在增加。为此,尤纳斯提出了技术时代的责任命令:“你的行为影响必须和地球上的真正的人的生命的持续存在相符合。”或者用否定的形式表述为:“你的行为的影响不能对未来人的生存的可能性造成威胁。”
 
  这本标志着技术伦理学诞生的巨著的出版,迅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关于技术伦理学与责任的讨论。在伦克和罗波尔看来,尽管责任伦理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但是,责任伦理绝不能止于个体的角色伦理和良知伦理,责任伦理必须机制化,成为一种制度。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代技术活动不是个人的个别的活动,而是一种有多个主体参与的、复杂的、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的系统活动。为此,罗波尔提出了责任的“七要素”:即谁的责任(主体A),对什么(行为或产品B)负责任,关于什么(结果C)的责任,依据什么(道德准则或社会价值D)负责,谁是最高的责任仲裁(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权威E),什么时候(发生责任的时间F)以及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积极或消极方式G)负责任等。而责任的主体也不仅仅限于个人,还包括企业和社会,即相应的机构和制度同样也是责任的主体。在罗波尔看来,建立在个体伦理学基础上的责任伦理无法承担对现代技术的责任。技术伦理学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必须机制化。
 
建立技术伦理的网络化机制
 
  罗波尔极力主张建立技术的伦理评估机构,主张通过技术评估,有计划地、系统地、有组织地分析技术和其发展的可能性,“评估技术的后果和可能的选择,并根据确定的目标和价值对其进行评判,从而确定继续发展的方向”,用机构和制度的责任代替个人的责任。在罗波尔、波塞尔、胡比希等一批技术哲学家的推动下,上世纪90年代,技术评估在德国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不仅有国家层面的伦理委员会和技术评估局,各个州也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评估机构。在有些高校,还设置了跨学科的技术评估的教授席位。从1991年到1999年,德国技术评估研究机构由151所迅速增加到307所,最多时达到360所,居欧洲第一。由此,形成了一个从联邦政府到各个州,再到高等院校甚至企业的技术伦理的网络化机制。这些专业的伦理委员会和技术后果评估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委员会讨论的形式形成报告,一方面为决策者提供独立的建议,承担了政策咨询或智囊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邀请公众参与讨论、召开各种类型的咨询会和听证会,也加强了公众与政府和科学家的沟通,提高了整个社会理性对待技术的能力。
 
  成立于2001年6月的国家伦理委员会(Der Nationale Ethikrat),其成员共有25名,由联邦总理直接委任,任期四年(并有一次再任的机会)。在2001年至2007年间,国家伦理委员会主要针对生命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公开发表了12次讨论意见、7次讨论会文献、4次年度报告,以及为数颇丰的生命伦理课题的相关文献。2008年2月13日,根据联邦内阁的决议,该委员会被解散。同年4月11日,德国伦理委员会(Der Deutsche Ethikrat)成立。该委员会的职能基本与先前的国家伦理委员会相同,由26名委员组成,其中半数由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提名,并由联邦总统委任。这26名委员分别来自德国的自然科学、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领域。从组成成员的背景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代表不同领域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价值指向的委员会。他们或是以上各领域的科研专家,或是该领域有声望的人物,同时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这种委任程序和人员构成的目的在于,使该委员会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代表不同的伦理观,形成多元的意见谱系。为了保证德国伦理委员会的独立性,该委员会成员既不能是联邦或州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不能是联邦政府或联邦州政府的成员。德国伦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密切关注伦理、社会、自然科学、医学和法学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项目及其成果应用于人类时,可能给个体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他们的重要任务包括:1. 为公众提供信息,促进有不同社会群体参与的公众讨论;2. 为政治和立法行为提供参考性建议;3. 和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伦理委员会及同类机构进行合作。委员会每年向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提交书面的年度报告,报告其上一年度举办活动的情况和社会讨论的现状。
 
  德国议会技术评估办公室(TAB)是德国技术伦理学机制化的另一个成果和重要机构。它成立于1990年,是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个常设部门。TAB办公室致力于改善德国科研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库,并以此服务于议会的政治咨询程序。TAB严格遵循德国议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对信息的需求,执行教育、科研和技术评估委员会委托的任务。 
 
技术后果评估为科研和政治服务
 
  技术后果评估真正进军德国科研领域并服务于政治决策,是从德国研究中心亥姆霍兹联合会(HGF)开始的。在德国,像亥姆霍兹联合会和马普研究所这样的大型科研机构,他们的科研任务一开始就和社会的利益密不可分,并自始至终都承担着为政治提供指导性意见及信息支撑的任务。隶属于亥姆霍兹联合会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的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研究研究所(ITAS),在为政府提供信息和咨询意见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ITAS研究的出发点多以社会问题和争议以及亟待做出的有关科技的决定为背景,旨在为政治决策提供有关科学和技术后果方面的政策咨询。其次,研究内容与未来相关,兼具反思特征。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都有前瞻性的成分,关系到人类行为和社会决定的未来后果。第三,研究具有规范性和可持续性。该研究中心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处理在后果评估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同时遵循伦理道德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四,研究具有跨学科性,经常需要有跨领域性质的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参与。
 
  德国高校作为德国科研和开发的三大支柱之一,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了技术后果评估方面的工作。很多高校都设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对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他们的研究主题之一。例如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所(IWT),达穆斯塔特工业大学的跨学科的技术研究中心及自然科学、技术和安全跨学科研究工作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比勒费尔德大学在社会学研究所还设立了生物学领域的技术后果评估教席,弗莱堡大学在应用科学系设立了技术后果评估与系统研究教席,汉堡大学设立了技术后果评估教席。这些教授席位在名称上都非常明确。在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hule),学校一般都开设技术评估或技术伦理课程,特别是在工程师培养过程中,普遍开设工程师伦理道德课程。
 
德国技术伦理学机制化的最好阐释
 
  德国工程师协会在德国的技术伦理机制化建设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德国工程师协会(简称VDI)是德国最大的工程师联合团体,协会会员覆盖工业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领域。该协会成立于1856年5月,目前拥有会员136000余人。VDI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技术各方面力量的结合,并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的开发和有效应用来改进人类的生存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程技术伦理研究的深入,德国工程师协会在原有的《工程师的声明》基础上,于2002年制定并开始实施《工程职业的伦理守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著名的技术伦理学家胡比希、罗波尔、伦克、波塞尔等。守则旨在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对技术伦理的认识,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伦理准则和规范;在责任冲突时提供判断的指南和支持,以及协助解决与工程技术领域有关责任问题的争议,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守则同时要求工程师对他们的职业行为及其带来的后果负责。守则在序与前言中强调:自然科学和工程是决定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工程师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传播者,对此负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在守则的第一部分“责任”中,进一步明确了工程师“应对他们的职业行为及其带来的后果负责”,“他们应以自己没有违反普遍的伦理原则为荣”,且“有义务保证将这些伦理原则运用于自己的职业中”。守则在第二部分“价值取向”与第三部分“技术实施”中强调了在面临价值冲突时,工程师应该秉承“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动态发展”、“人类的权利高于技术的施行和利用”、“公众的福利高于个人的利益”等基本原则。这一守则可以说是德国技术伦理学机制化的最好阐释。
 
  我国技术伦理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略晚于国外。但2000年以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近些年来,我国技术伦理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涉及的主题也涵盖生命伦理、信息伦理、纳米伦理、机器人伦理等许多高技术前沿领域,研究的深度也在不断加深。随着我国逐步进入科学技术大国和强国,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广泛开展,负责任地发展科学技术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技术伦理学的机制化的要求也变得非常迫切。就此而言,德国技术伦理学机制化的经验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科学报》总第1523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