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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参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10CXW027)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庄 曦

◤近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迁徙特征逐渐催生出流动儿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社会构型的场域落差对其在城市生活中所经历的社会融合造成了多重影响。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及其社会融合影响研究”(项目编号为10CXW027)认为,大众传播网络架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影响起到了作用。
 
现代化外壳下的“流动二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局初定,在以农为本、发展工业的格局下,从最初一系列城乡户口登记制的制定,到1958年1月9日我国第一个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通过,以户籍分割为特征,城乡之间呈现为二元隔离的状态。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市场经济以及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需要,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才又逐步出现了由紧到松,由排斥到接纳,由无序到渐进规范的趋势。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一提法将流动人口政策推向了一个高度。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传统社会中既有的“二元结构”无法赋予这一群体明确的身份定位。身份边缘的模糊与认同感的缺失交织构成了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迷思,随之而来的是彷徨、痛苦与安全感的缺失。
 
  流动人口,尤其是其本身正经历着关键的发展与形塑的流动二代,他们身上的承受之重,需要我们抛开现代化的华丽外壳去近身感知与把握。200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诗朗诵《心里话》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当一群生活在城乡边缘的流动儿童以各自稚嫩的童声在台上轻轻吟诵心里话,发出“我是谁”的追问时,这一群体及其父辈的生存现状具象而又真实地呈现在了亿万电视受众的面前。
 
追踪社会变迁对流动儿童的影响
 
  近年来,由农村前往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构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先是以“单身迁徙”为主;之后,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逐渐站稳了脚跟,连同众多复杂的农村与城市间推拉力量的共同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单身迁移”转向“举家迁移”,由“临时的循环迁移”转向“事实”或“合法的永久性迁移”。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迁徙特征逐渐催生出流动儿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规模已达到3581万。多数流动儿童属于长期流动,平均流动时间为3.74年。随着流动人口迁移特征中结构性变化的呈现,流动儿童问题在关乎农民工的研究谱系中不断凸显出来。
 
  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关注农民工问题,不仅仅要着眼于该群体目前的生存状况,更应该多关注他们的明天——农民工二代问题。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该群体和迁入地的人与社会的接触、认同与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城市移民并不会与原有社区天然融合,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 其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处于青春期的流动儿童,正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对于作为“边缘人二代”的该群体而言,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自身感知的落差,带来的不仅仅是歧视知觉与畏惧心理,更可能强化该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距离感与失望感。在高压力的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心理与认知偏向,极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境中一触即发,引发后续的矛盾与冲突。
 
  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应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此刻尚是孩童的个体,其未来的生涯与当下社会变迁的联系何在”等问题。后者指向了一种追踪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影响的研究取向。如学者托马斯(William I.Thomas)曾在其著作(与F.兹纳涅茨基合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强调了生活历程这一发展性概念,并在研究中着重于生活记录和生活史的运用。深受其启发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G.H.埃尔德以《大萧条的孩子们》为题,考察了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其后果。该项目从1931年启动,到二战时期,战后的40-50年代,再到60年代,一直追踪研究加州奥克兰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表征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论证了大萧条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这也让笔者萌发了通过纵向比较,动态考量流动儿童现实处境的想法。只有从历史的语境、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中来记录生命的历程,跟踪展示其认知、社交的状态,才能得到最为扎实的理论积累与响亮的现实回应。
 
流动儿童在媒介互动中的突围
 
  当流动儿童行走在城乡边缘时,社会构型的场域落差对其在城市生活中所经历的社会融合造成了多重影响,而大众传播网络架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影响起到了作用。在个人养成个性或学习社会群体惯习的过程中, 大众媒介如何参与了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带着这些疑问,本课题研究尝试以动态的调研来追踪流动儿童群体认知、社交发展的状态。
 
  第一轮调研在2009至2010年间展开。2010年之后,随着微博与微信等社交类媒体相继崛起,互联网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卷入度越来越高。基于这一情况,本研究在2013至2014年期间又开展了第二轮的调研。在两轮的研究中兼顾了对于流动儿童群体内以及流动儿童、城市儿童群体间的比较分析。研究成果尝试突破原先大众对于流动儿童的某些刻板认知,在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特征、互联网背景下流动儿童交往网络的新格局、社会舆论的“他者”书写与流动儿童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研究思路。
 
  一是流动儿童的媒介诉求及媒介接触研究。研究数据显示,从对媒介的功能性诉求来看,媒体在流动儿童文化资本的累积中作用凸显:电视媒体是其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在其新闻信息的获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已超越传统纸媒成为其获取新知识最主要的途径。在媒介接触方面,流动儿童的电视接触率较高,其媒介接触受到了父母文化程度、受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流动儿童对各类新媒体终端的采纳积极,且拥有率逐渐与城市儿童拉近。融合教育对于消除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既有“知沟”作用较大。
 
  二是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榜样学习与自我效能研究。研究发现,在流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媒介并非绝对强势或独立地发挥作用,个体主观向上的驱动、外部的社会干预对于媒介信息的传播效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流动儿童群体并非标签式的媒介暴力易染者,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亲社会、高警惕性以及“第三人效果”的特征。涉及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问题,应突破关于该群体的刻板定位,正确引导并辅以灵活的传播方法,增强其自我效能,方能促进该群体的发展与融合。 
 
  三是传播网络对流动儿童社会网络的影响研究。流动儿童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交往探索主要集中于社交平台的应用以及网络游戏这两种模式。网络社交平台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既是其保持强关系网络情感联系的纽带,也是其发展城市弱关系的途径,但是基于虚拟平台而生的弱关系由虚拟进入现实交往层面难度较大。流动儿童利用QQ、微信、微博结识新友的比例,随着年龄段的变化显示出了先扬后抑的变化。与小学段相比,初中段的流动儿童在探索网络关系时开始有所反思,并逐渐有所保留。身处异质教学情境下的流动儿童对于网络弱关系的探索更为积极。一旦在网络弱关系的拓展中受挫,流动儿童将更趋向于强化同质群体内的认知,在网络择友方面呈现出强关系的再聚合。网络游戏对于儿童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娱乐层面,更是一种另类的交往体验,可以弥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空白。流动男童偏爱征服型网游,在获取替代性交往体验的同时累积同伴间的交往资本;流动女童偏爱虚拟社区网游,在角色替代中沉浸于理想社区的融合;但网络游戏中的交往“代偿”容易引发流动儿童对网络的过分依赖。
 
  四是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困局与其在媒介互动中的突围研究。流动儿童在现实媒介的话语实践中并不仅是一个被动的接收与解码者,而是更为积极的传播者。其在媒介使用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媒体影像以及字里行间了解、接收“他者”对于自我的评价,另一方面以积极的姿态介入传播话语实践,尝试冲破歧视知觉、建构自我。当先验式的外赋身份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张力过大而无法调试时,部分流动儿童开始诉诸非主流文化途径,做出弱者的抵抗。
 
  诚然,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儿童是一个谜”,流动儿童的成长本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即使通过两轮的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或许也只能折射出当前某一横截面上的具体情形,要动态、全面地呈现流动儿童成长的过程,还有待今后研究的不断推进与完善。
 
《社会科学报》总第1524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