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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语”情结如何彰显“我们”(15JJD740005)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 卢德平

  民族性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而外化和呈现民族性的除了语言,似乎没有其他更有力的符号手段。当“华语”和“汉语”作为两种社会共同体的符号时,任何语言整合的努力可能仅仅停留于部分成分的借用,但无法从改变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底层来对另一种同一祖语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语言变体进行彻底的整合。
 
    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完全的整合意味着“华语”所代表的社会政治认同意识的消失,而替换为由“汉语”所代表的认同意识。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难题。多元文化获得肯定的现代社会,实际是对殖民时代所发生的主导文化语言对于非主导文化语言整合结果的反拨,而颠倒这样的过程,似乎和历史的教训发生着深刻的冲突。
 
整合:从民主走向社会
 
  民族性中的统一性内涵揭示了“华语”和“汉语”不过是同一民族性符号的两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标志。“华语”和“汉语”的区分,不过是抑制了认同维度中的民族性和文化的传统性,而将社会和政治维度凸显到主要位置。“华语”和“汉语”的整合,不过是抑制了认同中的社会、政治维度,而将民族性和文化的传统性提升到显著位置。认同维度的这种内在的张力,揭示了单纯人为抑制认同维度中的部分维度来谋求分化或整合,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自指方和他称方双方立场不一致,由此形成对于分化或整合的截然相反的意见。
 
  由于“华语”和“汉语”表现出这样的问题,即民族一致却存在着历史变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张力,因此单纯依据民族标准来裁减语言的数量,实质上根本无法解释世界上只有200多个国家和民族,而语言种类的数量则达6000种之多,并且这样不对称的状况还在持续的现象。这就说明:语言是民族、国家的,但又是社会的,社会的内在群体分化要比民族和国家的区别来得更为复杂和繁琐,而日常使用的语言恰恰对应着社会群体的日常社会生活。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语言所对应的社会群体的复杂性,而语言整合的真正成功恰恰在于在日常社会生活场域的成功。因此,仅仅通过民族的统一性就认为相关语言变体能简单整合,这种看法本身缺乏对语言的社会性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无论“华语”共同体,还是“汉语”共同体,其内部社会群体表现出多样化趋势,存在着内群体和外群体之分,对于外群体赞同的分化或整合主张,内群体未必赞同。虽然普通话已经发挥了统一标准语的重大作用,成为外群体之间,甚至包括很多内群体成员之间沟通的手段,但方言的存在本身说明,大量地方内群体成员之间,甚至在外群体成员之间,仍然通行方言,并未完全忘记普通话相对于方言的外部性。“华语”内部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方言种类分化;方言之上叠加的标准变体仍主要通行于外群体之间的交流,而非随意的日常交流,特别在内群体成员之间仍通行内群体特有的方言变体。这些因素都对“华语”和“汉语”的整合产生了实践的障碍。
 
“华语”和海外文化现象紧密挂钩
 
  “华语”作为海外华人共同体的识别符号,主要是作为独立的专名应用,而由专名过渡为一些特定领域语词的修饰语,也即“华语”从语言共同体的整体称谓转向作为日常生活内容的区域流行文化的限定词。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就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社会现象而言,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华人社区在语词运用上存在着较多的重叠,但当“华语”或“汉语”作为修饰成分出现时,则必须有明确的区别和构成功能上的差异。显然,这就不是语言使用过程中个体言说者对于部分语词、句法、语音所做的风格化选择。不是个体言说者自由选择“华语”或“汉语”作为一定的语词结构的限定语,而是具有语言共同体的制度化的限制。
 
  这种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华语”必须和海外文化现象紧密挂钩,而不能用“汉语”去替代,实质上是对“华语”的海外语言共同体符号的确认。在这种确认之中,“华语”和“汉语”内外有别,声明“华语”所挂钩的文化现象是自海外舶来的,而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这种情况也决定了“华语”进入中国大陆汉语系统里很难和汉语构成竞争。二者的差别是适用领域不同,而非在各类社会领域的词汇化过程中可以自由替换。即使是“华语”所限定的流行文化领域对于追求文化时尚者存在着较大的吸引力,成为所谓的高阶语言,然而“华语”一词本身并无这种特质,只是其紧密挂钩的海外流行文化对于中国大陆不少人存在着高级、时尚的间接意义。当然,语言使用者的这种态度也在向“华语”一词本身转移,而这种转移发生的场所是中国大陆。但另一方面,目前学术界对于“汉语”向海外“华语”地区的转移情况却少有研究。汉语对“华语”及其成分的引进和运用不过是一种声明和确证,并非一种内化的合理化或合法化程序。也就是说,没有赋予“华语”作为通行于中国大陆语言共同体的合法或合理的语言成分资格,因此和中国大陆语言共同体的各种日常词汇不能自由搭配。
 
语言共同体的无意识防护线
 
  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对于“华语”的应用所做的这种场域限制,并非来自任何官方的文件,也没有任何社会共识的成文表述,而是直接诉诸中国大陆语言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感觉,而这种感觉是语言共同体的无意识防护线。汉语的规则体系存在于中国大陆语言使用者之间有意和无意的纠正和批评。人们守护着一个看不见的共同体边界,也遵守着潜在的语言法则。从历史来源角度看,无论是华语,还是汉语,均同出一源,但相关社会成员建立了彼此有别的语言共同体。中国大陆,海外华人,包括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聚居的华人社区,虽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属于同一人种,但彼此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华语”和“汉语”的区分,根本上是这种社会和政治的区分。“华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大量重叠因素,这是传统的必然结果,但又存在着鲜明的区分,这是社会和政治的结果。
 
  在东南亚一些华人语言共同体和中国大陆的语言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群体偏向。构成这种偏向的动力,包括地理的区隔,彼此交流的缺乏,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区隔或群体认同。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区隔或认同,本身存在着差别和统一两种含义,即对外的差别和对内的统一。也就是说,“汉语”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内部统一,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共同体的识别符号,而这个符号与“中国”的区别恰恰在于语言和国体的不同侧面。与此形成对比,“华语”则成为在政治意义上不同于中国大陆的语言共同体的识别符号。从这一意义上看,论及“华语”和“汉语”的区分,实质上就是论述这两个专名所指涉的不同语言共同体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深度区别。而当我们思考“华语”和“汉语”是否可以整合的时候,我们实质上在讨论这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是否可以参照共同的历史基础而走向融合。所以,这样的问题已经由语言拓展到社会和政治,而成功与否的结果更多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的融合可能性。
 
“汉语”能否成为新的通用语
 
  从语言表现的结果看,这种名称的分化是事实,但这种分化的原因是由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所决定的。问题在于:这种分化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或反过来说,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对外交流的深化,“汉语”是否有可能输出到东南亚等国,替代“华语”,成为一种新的通用语?
 
  “华语”共同体对中国传统的继承遵循着和中国大陆不同的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烙印。特别是当代中国历史继承和发展与“华语”共同体的历史继承和发展承载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痕迹。所以“华语”和“汉语”整合的前提是首先要去除当代史的差异,而这样的去除不是替换一个专名所能实现的。或者反过来说,一种去除历史差异的整合,意味着中国大陆以“汉语”指称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身份对外兼容“华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共同体,并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问题在于:“华语”和“汉语”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语言共同体的识别符号的称谓,不同于日常生活场域同义词的替换、发音特征的选择、语法惯用法的差别。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成员而言,很难出现自由替换的结果。语言成为历史的痕迹,但反过来历史又将语言埋进底层。可以看出,在“华语”的整合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历史变化的复杂性,以及民族的统一与历史不同变化之间的悖论,使得所谓的语言整合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正是由于“华语”和“汉语”同祖同源的特性,因此目前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一种整合多种中国语言变体的学术运动。“大华语”的称谓实质是要清除“华语”和“汉语”自指和他称的分化,将“华语”相对于“汉语”彰显出的“他们代码”(they code),彻底整合为“我们代码”(we code),从而完成对中国语言原始共同体的复兴。这种语言的整合行动是当代的,但它指向原始共同代码,和社会、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大中华”情结存在着深层次的关联。
 
 
【本文为作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15JJD740005)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2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