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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最好的制度,最坏的制度?(2013JSJG003)

作者:苏州大学敬文书院院长 罗时进

废除科举制度110——科举:最好的制度,最坏的制度?

 

  

存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至今已经一百一十年。这一个多世纪中它不断被回忆,被批判,被研究,被辩论,而对中国科举制审视的目光来自于东西方,来自于社会不同阶层。其实,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实行科举制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宏大叙事,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想象和纪念的历史性事件。

 

示天下之公:一个最好的制度

 

“科举”是分科考试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说它是教育或文化制度都是片面的正确,从根本上说,因其基本目的是在全民范围“选官”,故自然成为影响巨大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名目繁多,但存续时间之久,对各阶层、各群体、各种利益集团都有深刻影响的制度,则非科举莫属了。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形成两个极端:最好的与最坏的。明清两代科举的胜利者对这一制度的赞美以王鏊最有代表性,他在《会试录后序》中说:“百余年来,名臣硕辅、端贞鲠亮、声绩蔚然、昭卓中外者,必进士也;即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顽顿选耎、以欲纵败官者,必非进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在他看来,人品、政绩、声誉最佳者必属进士,这个比例高达90%以上;而智识低下、品质恶劣者,肯定不是进士,即使进士出身者中难免此类人物,其比例也极低。清代何焯曾举前代于谦、王守仁为例,称其“功业赫赫昭人,虽三代大臣何以远过,而其进身皆不出八比”。

  

客观来看,一个在历史上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生命力的制度,必有其存在和延续的必然性与正当性,晚清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中比较各种选官制度,称“有以示天下之公者,科举之一途而已”。这个说法道出了科举开放而公正的特点。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演变的动力就在于选择和淘汰。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统治者在人才选拔制度上已经走过了世袭世禄制、军功封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漫长过程。每一种制度都适应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背景的产物,而每一次选择和淘汰都内涵着历史进步的因素。以被科举制所代替的九品中正制而言,其初是对察举制弊端严重以至“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矫正,试图设置所谓“中正”作为“民意代表”品荐人才,选拔贤良。问题是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一貌似先进的制度沦落为世袭制的翻版,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倒退。于是,科举制横空出世,在不断调适发展中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脉相系,共荣共衰。

  

科举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最可称道的是在高度集权制的社会形态中敞开了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大门,吸附了庶族阶层,取得了平民化效果。科举制度产生之初就基本形成了政府招考,考生几乎可以不限身份、阶层、职业,除所谓“贱民”以外所有人均可以知识为资本参加选拔考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开启了相对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使“旦白屋而夕朱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想象,而是可能。何炳棣对社会史的研究表明,“唐以后的社会,性质上之所以不同于唐以前及唐代初期的社会,在于唐代以后对望族少有制度化的方法来延续其地位;到了宋代,文官考试制度已取代家族威望,成为决定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他统计出明清两代进士中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占42.9%,而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明清社会史论》)。这种常态化的上下流动使社会具有了公平竞争的活力,特别使庶民阶层有了成为“中产阶级”甚至上升为社会统治系统中精英分子的希望。

  

这种希望,是由相对公平的评价机制(阅卷评判)和调节制度(地区平衡)等来保证的。所谓评价机制是指从隋唐至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顾颉刚语)。防闲,即防止舞弊,使“有司欲徇私举而不能”(吕思勉语)。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乾隆六十年(1795)学养超卓、为人伉直的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会试正考官,发榜后发现一百十四人中浙江归安人王以铻与其弟王以衔居第一、第二名。因窦光鼐曾揭发过和珅的私弊,和珅以窦氏长期担任浙江学政,认为其中必有私情而告发,结果“上命解任听部议”,虽然最终证明窦氏阅评并无不公,但仍受到降级而休致的处分。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整体来看科举考试在操作层面无论评阅或监督都有严格的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录取的公平性。

  

其实,无论以多少理由来质疑和批判科举,只要着眼于开放性、竞争性、公平性的事实,就会承认科举不但是古老华夏帝国长久屹立的础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其价值甚至超过了我们所创造的许多物质文明成果。不少质疑与批判的逻辑是结果论,而不是过程论,特别是将封建政治体制所无法避免衍生的种种弊害全部归祸于科举制,这种思维方法缺少了客观性和公正性。

 

是什么导致科举恶谥缠身

 

人类至今也未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才选拔的制度,许多良好的设计在运行实践中也往往走上“歧途”,但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抵挡批评科举制度的坚盾。即使我们回到历史过程和历史现场去充分肯定科举的进步性,也不能无视在“过程”和“现场”中有识之士的焦虑、反思、抨击,乃至给予其种种恶谥。

  

理性回顾一千多年的科举史,在理念逐步强化和考录方法力求精确的过程中,形成了“制度设计极端化”的倾向,这种极端化使真理与谬误中间仅有纸薄了。首先是阅读的偏至使社会人文氛围出现异化。最初统治者为鼓励科举,欲指明社会读书前途,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此中利禄之途的描绘立意很俗,但企图催育读书种子并非坏事,大批士人在“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的辛苦中也能增进人文修养。但进入明代之后,人生命运“一决于程文”,朝廷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敕命天下士子诵读,更进一步强调科举考试必以朱注为准,违者不录,这就使阅读求知狭隘到指定的经学专书诵读了。明代历来被认为是科举制度的典型化阶段,而恰恰明人“除《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至晚明才出现“反动”状态,文人藏书、读书风气渐盛,但明末人在鼎革易代问题上仍不禁慨叹“断送江山八股文”。

  

其次是偏怪的考试手段钳锢了民众智慧。严复抨击科举“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救亡决论》),代表了当时富于启蒙意识的维新派知识阶层的观点。八股文考试何以会禁锢智慧?这既有独尊儒学、唯程朱是从的政治生态的背景,也有考试方法的僵化造成思维局限、心源枯寂的因素。道光甲午某乡试首题《执圭鞠躬如也一节》,有一试卷荟萃众说,别开生面,而闱中以与朱注不合,又不知其所据何书,便将其摈落了之。事实上,科场之中只需要榘镬内的精致表达,代圣贤立言而已,不允许留有任何思想的空间。而科举行之既久,题目出尽,为防止互相蹈袭,主试者势必设法避熟就生来问难举子,这使考试的镣铐更紧而怪相频出。咸丰七年(1857)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被御史曹登庸弹劾“试题割裂经义”。当年俞氏出题有“王知夫苗乎”、“鳖生焉”、“邦君之妻曰寡”等。这类题目拿到考场上,对四书五经再熟的考生也无法下笔,甚至出现了全场哗然,几至罢考的情况。“鳖生焉”,是《中庸》中的一个词,原句是“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财货殖焉”,没头没尾地说“鳖生焉”就割裂得无法理解了。“邦君之妻曰寡”出自《论语》,是从《季氏》篇一个长句中抽取出来的字面组合,而一旦“截搭”起来就无从知晓了。这一事件最终使俞樾被罢官且“永不叙用”。他后来追忆此事,以为求才心切,用心过当,而如此用心又怎能不使学子陷入“其法愈工,其品愈下”的境地?给科举“锢智慧、坏心术”的恶谥,倒也点出了部分要害。

  

再次,其实也许是相当关键的,是科举完全注重人文,缺少了科学知识。1894年甲午战争之际,清军败势显现,这时日本将领伊东祐亨致信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信中说:“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乎实效?”(《伊东祐亨致丁汝昌书》)暂且撇开那段屈辱历史的过程而仅就信中所言论之,其所称国人墨守常经不通变,考试一归于文艺不足济实效,倒可以提供反思。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重“道”而轻“器”,固然对内可以巩固大一统思想,但在世界已进入科学昌明的时代却守成不变,仍驱使士人终生专注于帖括、时文、诗赋,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全然冥昧,对格致实验与实效应用毫无认知,对五洲之大与发展之速锢蔽不闻,就无异于自弱待戕了!这正是废八股、兴学堂的呼声所起,博采西学、切于时务思潮勃兴的背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梁启超语)在对知识转换的期待中,胚育和维护原有知识体系的制度必须打破,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警醒,而对科举制度则是一个先期到来的“终结”宣判。

 

科举文化,我们难以说告别

 

对科举制度,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去评价他,肯定与否定,赞赏与批判似乎都能自洽圆满。一种事物具有多面性质和价值,这是普遍现象,科举则尤具典型意义。然而,无论是正面看待或反面检讨,必须承认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镌印深刻的政治制度,是一篇卷帙浩瀚的文化叙事。这一叙事中包含了丰富的章回,每个章回都富有生动的情节和细节,需要我们耐心而持久地品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读不懂科举制,便无法理解中国一千多年乃至全部的政治制度和发展历史,这笔遗产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科举制度最终岔越出历史轨道,并没有成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实践。但需强调的是,一百一十年前所终结的是科举制度,而不是科举文化。对于科举文化,至今我们都无法说“告别”。它不仅以历史的样态成为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而且仍然具有生命力来影响着当今的时代。西方学者认为,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经过历代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样本。这个样本的范例作用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本土的教育实践,大规模的全国统一知识考试所内涵的全民平等观念,与科举文化的脉承关系是清晰可见的;公务员考试将政府管理人员的选拔化为社会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行为,激励向上流动的意向与科举文化也有相通之处;而各级各类人才升等、黜降的原则与方法,仍可从科举文化中得到借鉴。同时,如何平衡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体系中的关系,科举成败所揭示的经验教训足以成为长远的启示。

  

人们对科举制度和八股风气早已习惯于采取批判的态度,这对培养自由独立人格,激扬民主开放精神,建设自主创新环境,防范僵化痼弊作风,消解教条主义形式,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科举文化是双面性的,从不同侧面细审之,体察之,理解、感悟、同情会有所不同——这需要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富于自省的理性和通变的智慧。[本文为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新型书院制的探索与实践》(2013JSJG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