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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青铜器综览》

作者:本报记者 方 程

20世纪殷周青铜器研究的丰碑
 
■日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新书座谈会”。
 
  2009年的一天,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日籍学者广濑薰雄与中心另一位学者郭永秉讨论一件青铜器的年代,他们找来《殷周青铜器综览》(以下简称为“《综览》”)参考。
 
  “然而,当时我们没能很好地利用它。要根据这部书对某件青铜器的年代得出自己的结论,必须首先明白林先生的理论框架。当时我无法当场用汉语给郭永秉说明这个框架,深感无奈。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么重要的书太可惜了,于是我们一起酝酿这部书的翻译计划。”广濑教授回忆,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了《综览》中文版的出版。这个计划也得到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支持,而且通过松丸先生联系到了林巳奈夫先生的夫人和出版这部书的吉川弘文馆。2011年下半年,翻译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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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约6年的工作,林巳奈夫先生的著作《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中译本(广濑薰雄、近藤晴香翻译,郭永秉润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7年7月出版。
 
其人
 
  林巳奈夫,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名考古学家,2004年第一次以“中国考古学”专业名义荣膺日本学术界最高荣誉称号——日本学士院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出土文物的鉴定、审评、年代鉴别、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专攻青铜器研究。他利用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理论对铜器、玉器进行分析,并与甲骨、金文及中国古代文献相互参证,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颇为考古学、文字学、神话学、美术史学者所关注。
 
  不过,松丸道雄更愿意把他当作以现代考古学为基础的古器物学者。林巳奈夫的眼光惊人地广阔,除了古文字学(尤其甲骨、金文之学),他还充分地了解古典学和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在松丸教授看来,他们这一辈的考古学者中,对此也十分了解的学者,在日本一个也没有,在中国也不多。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教授敬之为“学术尊长”,“日本学者做学问的精神让人感叹”!有关林先生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尤其让学者们交口称赞。
 
  资料整理工作非常乏味,出力大且不讨好,短期内很难形成学术成果。但是,这是学术积累的必经阶段。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江村治树在1981年时还是林先生的助手,那时林先生正好在写这部著作,进行青铜器的整理和分析。江村治树清晰地记得,林先生利用充裕的科研经费全面彻底地复制考古报告和杂志中的青铜器数据,将它们卡片化,作为研究资料。他的办公室摆放着好多文件柜,每个柜子有四层,里面就放着那些数据卡片。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昭容研究员和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胡嘉麟都曾特意去参观林先生的资料室,他们无不惊叹于资料保存得细致入微,深感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艰辛,由衷钦佩日本学者坚忍的毅力。
 
  林巳奈夫的资料搜集范围非常广阔。1974年,松丸道雄教授与他在台北调查台北故宫所藏的商周青铜器。一次他们在台北闹市逛街,见到有家书店堆着《皇清经解》的覆刻本。因为在日本没有见过,林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立刻买下。“那一瞬间,我心里很惊讶。我也大致了解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成果,但还是没有想到林先生为了古器物研究,要把搜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地步。”那天松丸教授帮他搬了一大堆书回宿舍。
 
  林巳奈夫先生还无私提携、帮助后学。江村治树教授本来的专业是东洋史学,对考古学并不熟悉,林巳奈夫手把手地教他。江村教授深情地说:“林先生虽说是我的上司,但实际上是我考古学的老师。他把作为助手的我当作学者对待,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林先生不仅对我这样,对包括助手的所有年轻学者都一样,因此很受研究所助手们的爱戴。”
 
其书
 
  此次出版的《综览》第一卷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文字部分,第一编属绪论性质,其中“发现、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详,极大地超过此前的同类著作。林先生在对中国、日本和欧美有关著作的恰当评述中,进一步阐明自已的研究方法。而第一编的主体,“青铜器种类的命名”、“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两章,是他精心钻研青铜器的基础性工作。上册第二编,对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考察殷周铜器用途和时代演变时,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和同铭文的器物组合状况。第一卷下册图版部分,根据上册所作殷周铜器类型学的系统研究,将从鼎、鬲、甗到乐器和杂器,共计五十多种3500余件铜器的图像,按照器类、年代和型式编号排列,实际是一部相当齐全的殷周青铜器的集成性图谱。
 
  学术界一般用文献的引用率来衡量科研文献的被认可度。一部学术著作如果不断被同行大面积复印,被放至案头以备不虞之需的话,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已不言而喻。
 
  “我在东京大学念书时,松丸先生和平势先生反复地跟我们说,如果遇到青铜器断代的问题,必须参看林先生的著作。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讨论先秦时代家族史的各种问题时也利用了林先生的青铜器编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小寺敦坦言。与林巳奈夫有半个世纪交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回忆:“记得我们收到《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时,正值社科院考古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殷周金文集成》进入具体编纂阶段。我们当即将该书提借为金文集成编辑组的常备书,用以随时查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镇锋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他的青铜器著作中也收进了林著中的图像。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主任马今洪介绍,上博编青铜器全集时,也是以《综览》为底本。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玮教授是90年代在松丸道雄先生的研究室看到《殷周青铜器总览》,他当时用了几天的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回去后就复印了一套。
 
  该著的翻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珊教授十分赞赏,认为做到了信达雅,传达了本意,可谓“宝剑新发于硎”。难怪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裘锡圭教授说“中国读者也一定合用”。
 
  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张光裕教授用“体大思精”四个字赞美《综览》,纵论该著,胡嘉麟的话具有代表性:这部书是20世纪最后一部集大成的青铜器器物学研究著作。从容庚、郭沫若二老开创的一个器物学研究的时代,至林先生的这部书到达巅峰,此后器物学研究日渐式微。对于南方青铜器、吴越青铜器的研究,在考古学无法提供层位关系、器物组合关系的情况下,器物学研究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为构建器物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社会科学报》总第1578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