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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历史典》

《中华大典·历史典》成果发布座谈会在上海社科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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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20日,《中华大典·历史典》成果发布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召开。发布会由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上海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协办。据悉,《中华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列为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1992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中华大典》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中华大典》编纂工程继续予以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
 
  作为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是在继承、弘扬中国类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汉文古籍(含已翻译成汉文的少数民族古籍),参照现代科学分类法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分类整理和汇编总结的新型类书。全书共有24部类,116部分典,其中4000万字以上的大型典9部,2000万至3500万字的中型典8部,另有7部1500万字以下的小型典。总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我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它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是对中国古籍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类整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汉语古籍分类资料宝库,其编纂出版是中国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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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典》是《中华大典》重要分典之一。此典原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担任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的学者负责编撰。后因多种原因,经戴逸教授推荐、《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与负责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决定,改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担任总编。参加《历史典》编撰的单位,除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承担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完成原承担编撰的“五代、宋、元”部分外,其余部分主要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承担。2006年10月31日,《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编辑委员会为此联合签署颁发了《中华大典立项书》。此后,《中华大典·历史典》的编纂工作,由熊月之研究员任主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在此前相关专家学者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全典历时十年终告完成,于2017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华大典·历史典》,下分《编年分典》和《人物分典》,总字数最终为2073万字(含版权页为2103万字),其中先秦总部和秦汉总部总计497万字,魏晋南北朝总部283万字,隋唐五代总部287万字、宋辽金夏总部374万字,元总部214万字,明总部565万字,清总部514万字。
 
    各分卷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要负责以外,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的众多历史学者也积极参与。多年以来,众多学者都为此一浩大工程的最终完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虽然几度人事变迁,但是在大家的坚守和默默耕耘下,这部煌煌巨著最终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所有参加大典的编写人员,本着对大典的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尽心敬业,才使得大典项目能够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与相关编辑。大典书稿出自众手,内容复杂,时间跨度大, 编辑工作极其繁重。
 
  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与有关部门对大典工作热情支持。院领导为大典的完成,拨发必要经费,开辟专门办公室,添置相关设备,配置专业人员(院图书馆特地设立文献整理组),设定考核方式,使得参加编撰大典的相关学者的劳动得到合理的、有效的认可。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聚集和积累起来了丰富的历史典籍,是几千年来炎黄子孙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收集、保护、整理、传播、使用好这些典籍,成为史学界一项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中华大典·历史典》是第一次按照现代的学术理念对涉及中国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完整地收集、整理、排比和编纂。编纂者在编纂时翻阅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引用的古籍超过2000种,是全面反映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集大成著作。该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水平,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尝试。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一座无比丰富的文化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何对待这一段历史,是一个关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严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学习、研究、借鉴历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他站在开辟未来的战略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视野,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研究、借鉴历史等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逻辑和文化底蕴。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他曾经用四个“最好”论述历史的价值:“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他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最近他在山东考察时,还专门语重心长地强调:“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
 
  《中华大典·历史典》的编纂,正是通过深入挖掘中华历史典籍中有价值、可以借鉴的相关文献,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的进程,提供给今人学习研究。该书的出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国历史的实践智慧,传承祖先的成就与光荣,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使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去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