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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文稿》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陆晓光

中国特色的文化,要从传统中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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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邓彤责编来电告知,《王元化文稿》(陆晓光编,2018.1)付梓在即。虽然已是预期中的事,却还是倍感欣慰。
 
重建“文化自信”的目标
 
  编者师从王元化先生二十余年,本书稿编集也是重温和追思往年教泽的过程。十多年前的新世纪初,由王元化担任顾问的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任教的大学成立。当时该中心编集了一本《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论集主要是与我同龄的旅外学者的论文。我与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邵东方先生作为共同主编多次交流后,写了题为“描绘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全球图景”的前言。这个前言标题至少从当时看来是有点梦想。然而当我将书稿提交王先生审阅时,先生欣然为该书出版题鉴“人文东方”。(《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为该书题鉴的还有我任教中文系的王元化好友徐中玉先生与钱谷融先生,年事最高的施蛰存先生是用已经颤抖的手写下“现在应当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时代”。(均见该书扉页)我由此感受到老先生们之间相通的心愿。该书前言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上个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主要面临的是如何摆脱自身落后挨打处境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主要被视为一个需要扬弃改造甚至隔断抛弃的负面遗产;今天看来当时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有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例如五四时期的杜亚泉等),他们发出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被淹没甚至遭批判。换言之,上个世纪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母体文化对于中国人自身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新背景中情况理应有所不同。(第13页)
 
  其中是以杜亚泉为例说明如何“清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
 
  熊十力说:“哲学有国民性,诸子之绪,当发其微。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尽毁,渐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随外人时下浅薄之风会。”王元化评曰:“此语发自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今日此种风习依旧,此实可悲。”熊十力当年又说:“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王元化于此又评曰:“这些话多为人所不知,以至他被目为一个只知歌颂传统的国粹派。”(王元化《思辨录》第127条)
 
  缘此我感触到,王元化晚年“反思”潜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建中国人对自身母体传统的“文化自信”。王元化这个“反思”可以追溯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前,……到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的。”(《姜椿芳与大百科全书》文,见《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我在编大百科《中国文学卷》时曾提到这样两个原则:第一,从比较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特点;第二,从文化传统的背景上来探索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对一些长期晦暗不明、争论不清的问题可以理出一些头绪甚至有所突破,对一些似成定论的问题也可能作出新的估价,取得新的认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王元化提出应予重新评价的标志性人物是王国维,其聚焦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可以用来作为阐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种思想反映了这一代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我以为甚至可以说,王元化“反思五四”的诸多“再认识”,包括“进化论”、“功利主义”、“意图伦理”、“激进主义”,乃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都是基于重建“文化自信”的目标,离开了这个根本问题讨论难免偏题乃至跑题。
 
王元化晚年最役心力研讨的课题
 
  然而王元化“反思”的历史语境以及赖以进行的思想资源,又有与其前辈不同的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强调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讲话发表以后,延安出现了大量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克服了以前革命文学模拟或抄袭苏联文艺创作的缺陷。”(《文学沉思录》第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之后他又多次提问讨论“中国气派”与文化传统之关系。例如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2届年会上讲话中:“为什么在建国三十多年中文化研究几乎是空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这种研究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说,人性可分为‘人性一般’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在我们的文化史中是不是也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像这里所说的‘人性一股’的存在?即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某种共性的东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传统与反传统》第74-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988年《文化交流和古籍整理》中再度提问并从另一角度解答:“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研究会中断30多年呢?主要是在文化研究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种片面理解。我们过去简单地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不错,文化确实是与政治经济密切关联的,但这决不是一种直线式的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然而,过去我们以为只要从事政治经济规律的研究,就足以说明文化,这样就把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取消了。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发展八议》第5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书中的《文化发展战略是项系统工程》(第8页)写道:“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又摆到我们的面前。所谓中国特色的文化,就要从传统文化中去研究。……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化特点丰富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如何发展是王元化晚年最役心力研讨的课题,因而也是《王元化文稿》编集期望的主旨。
 
  《王元化文稿》的付梓出版恰逢“新时代”发轫,晚年最役心力研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王元化先生,应该是尤其欣慰的吧。“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摘自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第243页)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4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