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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忆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王子奇

  一个人的书架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架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开始读小学。时值文革的后期,能够看到的图书不多,那时找书看尤其是找有趣的书看,成了很有意思的事。
 
思想成长的标签
 
  我父亲在“破四旧”过程中有心悄悄留存了不少书,他见我喜欢读书,有一次拿出三本书给我看:一是《春秋故事》,二是《战国故事》,三是《两汉故事》,这三本书都是林汉达先生编写的。当时,父亲嘱咐我在家里看,不能带到外面去或借给别人,因为编书者是一个大右派。后来我才知道,林汉达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有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大家编小故事,通过一个一个小故事串起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让读者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穿越在时空隧道中,很有身临其境之感。我曾问父亲,后面怎么没有连出下去,父亲说:“林汉达当了右派,怎么还会继续写下去呢?即使写了,也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呀!”幸好,后来八十年代,上海图书市场出了一本畅销书《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我一看编写说明,才知是延续林汉达先生编写的三本故事体例、套路续编出来的,而林汉达先生早已于1972年去世。
 
  在文革期间,书荒很厉害,能读到好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特别喜欢读史书,有时我也拿起他收藏的书来翻翻,但看不懂。父亲记性好,对中国历史很熟,哪个朝代处在哪个时段,哪个皇帝叫什么名字,哪个皇帝做了什么事,如数家珍。夏天晚上乘凉,听他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他书看多了,对现实便有很多自己的见解。他喜欢读书、买书的习惯无形中传承给了我。小时候,我在县城新华书店里看到了好书想买,从他手里要钱,他给得很爽快,很支持。在他看来,我能单独在书店挑书购书,就算人长大了。人可以自我寻找精神食粮就意味着精神上断奶了,这是思想成长的重要标志。
 
  读小学后,识的字多了。人一识字就有很强的求知欲,特别想多读书,想读书但又没什么书可读,是很难受的事。当时,《红旗》杂志刊登“革命样板戏”剧本,我就反复看了几遍。父亲虽然悄悄给了我几本他收藏的书,但还是不能满足我阅读的渴望。记得在小学三年级,要写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的心得体会,我接触到了《毛泽东选集》。读了“毛选”《愚公移山》后面的注释,我兴趣大增,如获至宝,用现在的话说信息量太大了,尤其是注释条目越看越有趣,有很多内容是当时其他读物找不到的,我如同发现了历史政治知识的“新大陆”,暗暗高兴了好一阵。于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粗看正文,细看注释,我把每篇文章的注释从头到尾认真读了起来,结果就像看了一本最具权威的中国现代史辞典。九十年代读了胡乔木等人的回忆文字,才知“毛选”中的注释都是由党史大专家组成专门写作组反复修改撰写审定而成的,文字不多不少,史料精准翔实,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史研究与宣传最高学术水准,也是文革前党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书架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架构
 
  读初中不久,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可以公开阅读了,我从同学和同伴那里借到了很多书看,学校图书馆也开放了,学生可借阅图书。有一次,我借到了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多雪的冬天》等内部读物,第一次知道图书还有公开发行与内部发行之别,内部发行的书似乎更有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后来,八十年代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内部柜台,我看见人文社科内部发行的书就买,买了不少,如《权力学》《让历史来审判》《病夫治国》《铁托内幕》等。
 
  七十年代末,到了高中,要全力以赴考大学,没有时间看课外杂书了,但社会上流行的手抄本还是偷偷看了不少。高中毕业时我曾经把从小学到中学已读过的书列了个单子,总共有近四十本,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应该算是读书比较多的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清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食物,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肉。”读书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活法与生存状态,基本上取决于读过的书。一个人的书架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架构,我们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可以大体推断出他书读了多少,读的都是什么书,读的书懂了多少。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情趣体验及作出的重大人生决断,几乎都有曾经读过的那些书的影子,这也许就是读书带来的影响。不管怎么说,读书都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有益的事!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6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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