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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不朽 ”

2021-01-14  作者:澳门科技大学 邵 婕

中国文化的永恒存在于人心之中 
 
  在这位被称为“法国的中国诗人”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看来,中国文化的永恒不依附于建筑文物之上,而存在于人心之中。
 
  1909-1917年间,谢阁兰先后以海军见习译员、医生、客座教授、考古领队等身份三度来华,断断续续在北京、天津等地寓居,达七年之久。他似乎没有看到可以与古罗马广场或是比它晚一千年的吴哥窟相媲美的历史遗迹,也没有看到像罗马的万神殿和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大教堂那样巍峨屹立、持续使用的古老建筑……
 
  对此,谢阁兰认为:并非因为中国缺乏这些坚固的建造材料和技术,而是因为中国对这些历史遗存秉承着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态度。中国对他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异国他乡,而是独立的、外在且迥异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文化系统。
 
  如果将中西方古建筑置于“比较”的语境中,那么,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建筑时刻都在挑战时间的侵蚀,尽管遭到了无数硝烟与战火的毁坏,依然留存下了数量可观的坚固的地标性建筑,融入现代城市的中心。如果用西方以砖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体系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建筑,在时间的长河中,易腐、易逝的木构框架建筑显然难以望其项背。
 
  西方既有的文化意识,习惯于将历史文化的体现等同于“古董式”的物质存在。相较于西方威严而崇高的“神本主义”建筑,中国的“人本主义”建筑除了作为物质载体,还深深地打上了生命的烙印,随著生命的轮回新陈代谢、循环往复。审美和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空间范畴——不论是木质还是石质,亦或砖瓦樑桁之中,更上升到时间范畴,将流逝的时间固化,于意识层面表达一种文化的延续和永恒。
 
  就中式古建筑而言,以人为本、淡泊宁静、自然无为的文化观念,使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同时,也显得相对平和、含蓄。不论是以“和”为本,以仁义、礼仪、中庸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以阴阳学说为主体、主张“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强调因果、轮回辩证关系的佛教思想,还是以地域因素和生产实践形成的民间、民俗、地域文化,无不一再印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建筑的时间观念,并融于认知、经验、技术等各个层面,表现在自然于天道、物质与精神、伦理与秩序、德性与教化等整体的存在与延续上。
 
永不凋朽的理性的方式 
 
  然而,近代以降,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物质主义等陆续“东渐”,横亘出利益至上的价值趋势,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式的、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国建筑文化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历史上从未出现的西化倾向和立场偏离。加上一次又一次对人类文明和物质遗产大规模的侵袭,一如太平天国起义所产生的破坏,八国联军惨无人道的焚烧和掠夺,再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系统而广泛的“洗礼”……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传统文化的断层。
 
  时至今天,人们一面忙不迭地将现代化与国际化作为既定的目标,不断追赶不断创新;一面又在努力诠释并肯定本土文化的身份地位,以维系其个性品质和国际话语权。也因为如此,任何具有历史性、记忆性、纪念性的残址、遗物都变得“不可废”,“废”就意味著“中断”“丢弃”“非永续”。就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例,当我们身处高楼林立乃至千城一面的现代化都市中时,那些隐匿于繁华中的“城市山林”,即便荒废,都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一如陈从周所言:“荒园非不可游,残篇非不可读,须知佳者虽零锦碎玉亦是珍品,犹能予人留恋,存其珍耳。”我们已很少再像古人那样发怀古之幽思,却正以不同的名义和形式使“废园不废”,重拾那些失落的文明,巩固传统文化的根基。
 
  传统,无法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界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延续性,忽视阶段性;强调统一性,忽视差异性;强调群体,忽视个体。对传统建筑文物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也无法做到把它恪守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亦或保护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古至今,那些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的精神财富,其中也不乏对未来的憧憬,被后来者认知、深化、代代相传,秉持着不朽的时间观念,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价值和文脉的延续。
 
  文化遗产保护,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复归,在保育历史遗址、彰显文化价值之余,不脱离对精神的传承,将文化加以串连、思考及传递,以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对话。只有这样,才是满足当代社会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发展需求,以及对待“传统”和“本土文化”永不凋朽的理性的方式。
 
    《社会科学报》总第1739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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