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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军:让国内市场真正走向更高的开放度

2020-09-03  作者:本报记者 田川

  编者按: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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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等热点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国际双循环始终存在。新形势下,开放发展的着力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双循环”概念,请问您如何理解?
 
  张军:“国内大循环”是个新提法,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的决定中。我是知道也依稀记得1987年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如何受到关注和讨论的。“国际大循环”是对当时流行的“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战略的形象概括,是有意义的。毕竟那时候我们的起点低,不妨设法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机会,通过扩大加工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这肯定是个捷径。
 
  我想这个建议与当时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有学者把这些早期的经验概括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建议中国要坚持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战略选择。也有当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见端倪,发达经济体也都遇到了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困扰,有转移投资和技术的需要。中国这个时候提出开放实验战略,通过兴办特区鼓励发展加工出口产业,与之正好不谋而合,尤其是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个机遇。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很快就走上了一条能很好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追赶道路。中国是如何学会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经验?我与林毅夫教授在合著的书中说到,“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她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发挥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了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最终使中国恰当地纳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作为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
 
  记者:可否理解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因为中国学会了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积极发展加工出口和贸易部门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经验?
 
  张军:的确。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大,起点更低,在很多方面比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可以走得更远。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曾经在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加工出口其实是大多数后进国家或地区促进出口的一种常用方式,它通过豁免进口中间品和零部件的关税来促进出口增长。
 
  但是,看看那时候的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而在中国,由于早期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在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差不多一直到90年代初,进料加工在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才超过来料加工。这说明,80年代我们的底子太薄,技术水平太差。通过“血汗”工厂,我们不仅可以挣点加工费,还可以干中学,获得进步,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走了过来,直到今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生产并出口大量的技术复杂的高科技产品。
 
  记者:近年来欧盟内部的不平衡、英国脱欧等问题,以及美国推行的“美国优先”策略、各种“退群”行为,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您认为未来全球化将走向何方?中国要如何应对?
 
  张军:现在情况不同了,全球的局面在变化,问题也就来了。全球化遇到了些问题,主要是美国带头反悔,对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不满,包括WTO。这对全球经济都不是好事。我认为,无论全球化遭遇什么阻力,也不管中美关系的恶化能走多远,现在已不是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不可能准备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这个要有客观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调整发展战略的意识,更需要有进一步推动国门开放的意识,这才是可取的。
 
  两个大国的贸易摩擦不能只是归结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这个方面的冲突在过去40年也一直存在。主要原因可以打个比喻:当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们可能就走不远了。
 
  记者:良好的国内循环是国际循环的根本,但有些人认为“形成国内大循环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对这种观点,您是否认同?
 
  张军:我们今天提出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不是说我们拥有别人没有的巨大国内市场,也不是说我们依赖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经济。我们要明白,一个市场如果做不到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中国要更大程度地开放行业准入并能提供安全和自由的市场给全球投资者,包括美国的,才能让国内市场服务于经济发展。过去是反过来的,因为非常落后,我们是利用人家的开放、安全和自由的产品与要素市场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很多人说,形成国内大循环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这个说法不准确,重要的不是国内市场规模,而是国内市场能否被“循环”起来。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巨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有三亿多人,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全世界的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金融)都愿意去那里。说美国是一个立足国内大循环、国际和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似乎也很恰当。
 
  我认为,应该把中国最近提出的要尽快形成并将经济发展立足国内大循环的说法看作是对加快向全球更大开放中国国内市场准入的承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很多国内市场或行业存在的问题讲了再讲,都不容易得到克服,但是一旦这个领域开放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变成繁荣的市场。中国说要依托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也讲了很久,但要转变这个重心谈何容易。不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国际大循环,而是因为我们还在保护自己落后的市场和行业。在这些方面,我相信外国投资者的感受比我们强烈多了。
 
  记者:您认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未来要运用怎样的策略来应对挑战?
 
  张军:中央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核心要义应该是高度开放大多数我们自己的行业和市场准入,要使得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真正走向很高的开放度、安全性和流动性,假以时日,中国真正能形成全球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成为能够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循环”起来的沃土。也只有这样,我们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国内力量。
 
  科技和金融,是美国给我们施压和试图脱钩的两个领域。我们自己当然要有准备。不过,我们必须想明白,在战略上不可能因为美国封锁而单打独斗,更智慧的做法一定是在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更大程度地推进开放和全球合作,用双赢的策略来应对可能的脱钩挑战。我们说扩大内需也说了至少20年了,但国内市场和行业准入大多是铁板一块,各种限制还是那么多,包括在金融领域,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望尘莫及。即便在眼下,我们在通讯、信息、金融、保险、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康养等领域潜力巨大,可是由谁来激活这巨大的需求市场?
 
  中国人做事历来喜欢讲求策略,事要做,但要做得巧妙,有里有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内大循环问题上做好文章,那将是一举两得。
 
  观点链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国内循环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做大、百姓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关键。建议进一步释放潜在的市场需求。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大力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解决后顾之忧,释放私人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在城镇化方面下大力气,让那些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引导地方政府从抓投资转向抓消费。将部分税收由生产地征收转向消费地征收,同时将居民满意度调查纳入基层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激励各级干部更加关注民生和消费。推动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打破区域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藩篱,加快相关产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一批企业。国际循环同样重要。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两者缺一不可。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0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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