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访谈 > 列表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2020-09-16 

重新审视自由理论:“自由即意味着关系”

 

WDCM上传图片

 
  ◤当下,全球面临文化冲突激烈、权利空间与无德世俗空间混淆不分、忽视他者从而幽闭人性的空间等问题。这些反常识、反人性的现象是对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反叛,学术界有必要对自由理论进行重新审视。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姜晶花的专访。
 
  自由必定建立在相互性的关系基础之上 
 
  《社会科学报》:人们对自由有种误解,认为自由的个体一定就是孤单的、没有关系的个体。对此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黄裕生教授:人们对自由有种种误解,其中一个比较深刻的误解就是,如果主张每个人是自由的,那么这样的个人只能是原子式的个人,即自由的个体一定就是孤单的、没有关系的个体。这样的误解在中国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不过,这种误解有思想史依据,即霍布斯与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理解。我要着重指出的是,霍布斯与卢梭这里所说的自由首先是一种外在自由,即不受外在力量阻碍的行动自由。
 
  但是人的自由首先不是这种外在自由,而是内在自由。内在自由既是奠定外在自由的基础,也是理解外在自由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内在自由?我们既可以从存在论角度理解,也可以在实践(伦理)哲学层面理解。就实践哲学来看,人的内在自由是指这样一种意志:人一旦被其贯穿、占据,便能够突破因果必然性,从而跳出自然本能而行动的意志。这种意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意志,它使人能够完全从自己的意志出发进行独立-自主-自动的行动。
 
  《社会科学报》:基于这样理解的内在自由,您在《自由的原理体系》里提出了一个命题“自由即意味着关系”。如何理解这一命题?
 
  黄裕生教授:这个命题可以从可能性(回答之所以可能)、事实与认识三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这种内在自由使拥有这种内在自由的人能够进入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内在自由能使人超越必然性的限定而自我敞开、自我呈现。人的这种自我敞开、自我呈现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敞开、相互呈现进而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从而使与他人建立起相互性的关系成为可能。如果每个人与动物一样被限定在本能之中,即被锁定在自然的必然性里,那么,每个人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自己,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某种关系。这从反面表明,是也只是自由使人类之间能够有关系,能够进入相互性的关系。
 
  其次,在事实上,人类个体一出生就与他人(父母、兄弟、姐妹)处在关系之中,而人类个体的脆弱性事实也迫使人类不可能不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维持更好的生存。由于自由使人类个体之间建立起相互性关系成为可能,同时,人类在事实上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这使有内在自由的人类个体之间在现实中必定建立起相互性关系。
 
  人的内在自由有一个展开并实现的过程,而这也是人类个体自觉或认识到自己的自由的过程。但是,人类个体不可能在孤零零的、没有他人的处境下认识与实现自己的自由,恰恰需要在与同样拥有内在自由的他人展开合作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在认识到他人的自由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并与对方相互承认、尊重各自的自由。因此,从认识的角度看,人类个体的现实自由必定建立在一种相互性的关系基础之上,不存在离开这种相互性关系的自由。
 
  《社会科学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其中的“自由”,您是如何理解的?
 
  黄裕生教授:追问与追求自由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努力的事业。在马克思心目中,人类的真正自由不仅要从各种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各种由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分工造成的片面化中解放出来,以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全面发展。所谓自由的全面发展,就是尽可能使自己的各种可能性得以实现。
 
  马克思的深刻在于,他不只看到制度对人的自由发展的阻碍,而且看到社会发展水平对人的自由及其全面展开的制约。马克思之所以要求打破旧制度,不只是因为它给生活于其中的人造成压迫,而且是因为它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而首先妨碍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所有剥削制度都无法容纳其发展时,那么就到了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时候了。但是,即使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为这个时候仍然存在片面的社会分工。因此,这个时候人类的任务就是继续提高生产力水平,直至各种使人们不得不卷入其中的分工体系变得不必要。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基于自由而关于自由的希望之门。
 
  德国自由理论对“薄的自由理论”的超越 
 
  《社会科学报》:学术界认为,英美哲学持“薄的自由理论”观点。请您谈谈自由在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中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黄裕生教授:所谓“薄的自由理论”是由英国近代启蒙哲学开启的一种自由理论。它对现代共同体的建构实践有重大影响,同时对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欧洲大陆自由理论有直接的影响,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霍布斯、休谟对康德的影响,洛克的所有权理论的自然法思想以及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观念对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影响,等等。这是“薄的自由理论”与德国哲学确立的那种“厚的自由论”之间联系的一面。但是,后者对前者不只是学习与接受,更有推进与超越。
 
  在我的分析框架里,把英语世界主导的自由理论称为“薄的自由理论”,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它着重要确立与论证的只是外在的自由,即相当于德语世界的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每个人相对于他人而言的自主的行动空间;其次,它仅仅以自然法或自然本性来为这种行动空间辩护,而实际上最终往往是以功利原则或自爱原则为辩护根据。这种“薄的自由理论”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外在自由的论证,在实践上也无法解决现代性世界出现的新问题。
 
  康德自由理论的厚重在于他通过论证内在自由即自由意志,确立起了绝对的道德律令即道德基本法,这种道德基本法不仅以自由意志为前提,而且就来自自由意志,因此,它是一种自由法。由此,康德进一步引出了权利法,权利不再基于自然法,而是基于自由法——道德基本法。在康德这里,外在自由,即我们常说的自由权才得到真正的论证。简单说,“薄的自由理论”孜孜以求的外在自由在德国哲学深究的内在自由中才获得可靠的依据。
 
  《社会科学报》:当下,全球面临激烈的文化冲突,英美哲学“薄的自由理论”和德国自由理论都是如何给出解决这种文化冲突的出路的?
 
  黄裕生教授:这个问题涉及了两者之间其他方面的区分。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德国自由理论至少还增加了两个“薄的自由理论”忽略或没有看到的向度:一个是历史向度,一个是他者向度。
 
  基于前一个向度,德国自由理论把现实(真实)的自由视为一种历史中的自由,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与人类及其个体的自我认识的普遍性水平(真理性)相关的历史性存在。因此,人类群体及其社会的差异,根本上不是作为习俗意义上的文化的差异,而是体现为自由度差异的自我认识水平或自我认识阶段的差异。这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世界确立方向提供了基础。如何去寻找与确立这个方向?“薄的自由理论”把多元文化世界的混乱归结为文化之间的冲突,却不能给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出路。而认识到自由的历史向度的自由理论则至少能够提供某种方向,那就是寻求更高普遍性的自由,并接受这种更高普遍性的洗礼。
 
  由于自觉认识到自由的他者向度,德国自由理论自觉地强调自由者的关系性存在:我们不仅是在历史中认识与实现自由,而且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自由的他者向度使我们在理解个体的自由时,需要引入共同体这一中介,从而使个体在理解与行使自己的自由时有客观化的参照系,包括基于道德法的伦理共同体所要求的成员美德的价值参照系。因此,在在德国自由理论里,权利空间虽是每个人的自主行动空间,但在这个空间里是有价值方向的,而不是所有行为都是等值的。这是该理论与“薄的自由理论”不同的地方。
 
  《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看,自由理论聚合在形而下层面探讨。您认为,自由理论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研究的困难在哪里?它对自由的追问与确证有何意义?
 
  黄裕生教授:学术界对自由的关注与研究比较集中在形而下层面,即集中在各种已由法律条文或可由法律条文确定下的外在自由权问题上。对这些自由权的研究与关注并非不重要,相反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只是对于哲学来说,不应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否则所有权利都无法得到辩护。
 
  从形而下层面上升到形而上层面讨论自由存在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思想首先总是习惯于关注与思考那些能够作为现实中的对象出现的现象事物,以至于看不到超经验(现象)的事物,从而看不到构成一切法律自由之基础的自由。另一个原因是,讨论与认识我们身上的形而上本质,需要运用不同于通达现象事物的方法,那就是康德确立的先(超)验阐明的方法:从不可置疑的事实出发,反证这一事实的在先前提的不可或缺。但是,这一方法一直未能得到习惯于思考经验事物的人们的理解与重视。
 
  但是,如果缺乏对自由的形而上思考与讨论,人们对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本源性的自觉。所谓本源性的自觉,是指对自由达到这样一种系统的认识:不仅认识到自由的不可置疑性,而且认识到自由如何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如何构成人的生活世界之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所有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在根本上都只是为所思考的事物寻找这一事物自身之外的原因或根据。这意味着,停留在形而下层面思考自由,必妨碍对自由的本源性自觉。而没有这种本源性自觉,实际上人类就不可能开启把外在自由落实为各种具体的法律条文的努力。单从理论看,只有对内在自由进行无可辩驳的论证,才能为外在自由辩护,从而为可由具体的法律条文加以确认和规定的各种权利辩护。所以,我一再强调对自由的形而上思考的必要性。
 
  《社会科学报》:面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自由理论对由此引发的人类日常生活秩序的震荡究竟意味着什么?
 
  黄裕生教授:我常说,自由是一枚“概念核弹”,因为自从人类在理论上发现并论证了人的自由,它便开启了一个人人均权而人人均势的时代,一个逐渐打破一切等级与一切垄断的时代。结果是持续三百多年席卷全球的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对所有传统的文化与历史进行重估的运动。
 
  对每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这个古今之变都需要经历一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偶然性,充满不确定事件。不过,从压迫到解放,从奴役到自由,从较少自由到更多自由,这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揭示并确信的一个必然的历史方向。
 
  阶级压迫的社会有阶级压迫的日常秩序,从这种压迫中走向解放,当然会引起旧有秩序的动荡,这是所有国家在经历古今之变时要经历的震荡。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阶级压迫在根本上都是基于对权力的垄断,而权力的垄断是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对立的直接根源,也是导致一切社会动荡的真正原因。所以,社会震荡本质上与自由无关,相反,恰恰唯有自由才能带来可长久信靠的秩序。换个角度说,自由度越小的地方存在社会震荡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1期1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