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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钱乘旦:区块互动将催生新一波“全球化”

2020-09-30  作者:本报记者 田 林

  【编者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但疫情不会改变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只是改变了历史前进的速度。回顾全球化走过的几百年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全球化演进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深刻地理解各种文明与全球化的关系。围绕新一波“全球化”相关问题,本报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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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最近几年反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世界局势更加严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史的角度,可否说此变局是全球化演变的结果?
 
  钱乘旦: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百年大变局和全球化问题。我认为,我们的确面临百年大变局的问题。这个概念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并不了解,虽然对此提出不少见解,但往往局限在字面和阐释层面。然而,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国际形势变化迅猛,“百年大变局”已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实,问题出在反全球化上。
 
  通常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是从大航海时代,即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在此之前,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很少。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被慢慢地连接起来,以前被分割的国家之间出现连接的纽带。最初通过商业,逐渐地在经济带动下互动的关系越来越多,比如文化、语言、人口流动、思想、制度等,最终出现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全球化,即整个地球变成地球村,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大航海时期所出现的趋势并没有直接转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
 
  “大航海”以后的特点是西方几个国家在世界上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因此,到19世纪,世界出现了若干帝国,比如英帝国、法帝国、德帝国、比利时帝国等,帝国与帝国之间是分隔开的,它们之间存在障碍、堡垒,相互之间是一种分割、对抗、互相排斥的关系。没有正式成为殖民地的地方,如中国、土耳其、伊朗等,落到不同西方强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为半殖民地。
 
  这种情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发生变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更加明显,因为帝国逐渐崩溃。一战结束,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解体了,俄罗斯帝国变成苏联;二战结束,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帝国在六十年代末全面崩溃,整个世界殖民主义寿终正寝,非洲、亚洲等完全独立,出现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以前帝国之间的藩篱被冲破了,经济相互连接,资本全球流动,跨国公司出现,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和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这才出现了我们印象当中的全球化——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形成跨国联系的全球经济。然而,此时还有一道障碍,即二战之后出现的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它们一分为二,两者之间的隔阂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现在理解的“全球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记者:从大航海时代到二战结束,不同阶段的全球化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您所谓的“苏联解体之后的真正的全球化”又出现哪些本质性的特点呢?
 
  钱乘旦: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其本质是以美国为首,制定了一套规矩、一系列的制度,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WTO)等,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进入全球化就必须接受美国所制定的规则。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全球化的实质。打一个比方,全球化的过程就好比分蛋糕,美国拿到60%,其他发达国家拿到30%,剩下的10%就由世界上其他国家去分了,即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化并没有让全球普遍获益。相反,它扩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贫富差异,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反全球化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后工业化”的问题。所谓后工业化,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工业制造能力慢慢收缩,转移到原材料、劳动力资源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内外部的各种原因得到一定的机遇,如中国、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等,它们抓住机会趁势而为,成为新兴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原本靠垄断技术和资本来控制全球经济,但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尤其是中国非常典型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高精尖技术开始出现,国民财富与日俱增,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于是,对美国来说,它所主导的全球化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其实,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不仅仅对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同样如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把双刃剑造成的局面。首先,美国要回收制造业,因为意识到后工业化理论是有问题的,制造业才是命根子。其次,美国打压其他新兴经济体,阻挡其经济的变化,防止技术、资本控制权转移到其他国家手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破坏自己一手制定的全球化规则,意在重新翻盘。
 
  记者:面对当前的局势,有不少人重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针对“文明的冲突”您提出“文明的回归”。您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明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钱乘旦:19世纪末,几个帝国把整个世界全部瓜分,有些地方沦为殖民地,有些地方是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古老而辉煌的文明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强势似乎走到了尽头,失去其存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必须把原有的文明抛弃掉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当时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想的,这一想法甚至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
 
  全球化的双刃剑让一些新兴经济体抓住机会,迅速发展起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重新找回自信,而且发现现代文明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用古老的文明去思考,反而可以被解决,于是很多国家就开始重新发掘自身的文明,这就是我所说的“文明的回归”。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明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共同体,但西方文明则强调人要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人的力量最伟大,结果就破坏自然,破坏到最后,人会失去生存空间。中国的传统文明很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而且提出解决方案。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古老文明当中也存在。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批新兴经济体出现,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伊朗等,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新兴经济体基本都是在古老文明的核心区,这绝对不是巧合。在全球追求现代化的今天,文明的回归是个普遍现象。以中国为例,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中华传统文明尤其重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就是它的核心价值,直到今天仍然在坚持。
 
  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长处,当然也有短处,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有拉美模式、东亚模式、阿拉伯模式、苏联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模式等。用强制手段推行某种“普世价值”只能造成灾难,20年的中东动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说明,各种文明只有与各民族的历史需要相结合,与时代的变化相适应,文明的长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因此,我们应秉持开放的心态,学人所长,补己之短,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中华文明自身的成长就是融合多种文明、向其他民族学习的过程。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意义更加重大。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个世界形势变化非常之快,世界格局很难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您能否谈一下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可能出现的新特点呢?
 
  钱乘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完全两样了,似乎一夜之间变得我们谁都不认识了。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让本来应该在十年甚至几十年当中慢慢发生的变化一下就出现了,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改变总体趋势,趋势本来就不可避免,只是加快了速度。
 
  疫情之后全球化是否能恢复?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世界格局不会再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最好的结果是,人们通过疫情而明白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从而恢复全球化势头,使其向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在目前的局面下,这种前景不容乐观。是否能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过五年或十年也许可以,但疫情改变了历史的进度。应当看清楚,当今的世界不是一分两半,而是多极并存,群雄并起的。美国建立单边霸权的努力已遭受重大挫折,发展中国家正在争相发展。
 
  我认为,疫情之后“区块化”的趋势会加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当美国致力于摧毁自己一手主导的全球化,而突发疫情又强化了反全球化的冲力;但同时全球关联已不可分割、共存共荣是既成事实时,两股力量对冲,便可冲出以区域为载体的若干“区块”。区块内部有较强的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区块之间则形成互动;以区块互动为依托,形成新的全球关系。新一波“全球化”会在区块之间的互动中形成,它与过去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各区块分头化解其内部矛盾,区块间则寻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然而,在旧体系退出、新体系形成的时刻却充满了危险,任何不测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一定要“居危思危”,做好应对准备,有备无患才能行稳致远,未雨绸缪才能胸有成竹。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3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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