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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楼宇烈:“节欲”方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

2021-03-08 

  ●当下儒学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是在个人修养、道德提升层面上。
 
  ●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
 
  ●人类如果不能从节制自己的欲望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对未来造成严重危害的隐患。
 
  大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方鸿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季羡林先生曾经预言:21世纪中国必将居于地缘政治的中心,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个民族从根本上寻找到自己文化自信的根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中国文化需要和世界文化相融合。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寻找真正的文化自信根基?
 
  楼宇烈:我们有悠久和优秀的教育传统 ,应该有文化自信。中国是以教育立国的国家,重视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者始终把“做人”放在第一位。老师教授、学生学习也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传习,而是发现、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为学之方”。但这似乎恰恰是我们现在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教”与“学”是意义相通的两个字,教学相长,教师应该为人师表、爱护学生, 学生应该尊师重教、努力学习,这两方面都十分重要。教师应该开启人们的智慧,对社会尽到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职业是只有“仁者”才能够做的,比如教师、医生,因为仁者自爱、爱人。 
 
  儒学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学问分为上达和下学两个层次。下学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举止言行,可以言传,可以通过语言来传授和学习。上达必由心悟,它需要去体悟,这不仅仅是用语言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上达和下学要结合起来,做到道和艺的统一。大道就在生活之中,大道至简,百姓日用而不知。在儒家哲学中,任何的哲学思考都必须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原则,又是哲学思考中的首要问题。
 
  方鸿琴: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楼宇烈: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它恰恰又是一个最硬的实力,是体现一个国家强大的最根本的基石。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强大,最终要落在文化的强大上,落在较高的国民文化素质上。中国过去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就在于她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代表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深度。 
 
  历史上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说法,这其实阐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儒学精神主要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从人类自身出发去思考问题,从自身去找原因。儒学现在还谈不上创新,现在我们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运用好就够了。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者是需要怎样的思想指导,然后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所需要的理论,用现在人们能明白的语言进行正确的解读和运用。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华,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吸收它的精神内涵,而不必过于在意它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可以不断变化。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有过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规定。比如礼,其核心是敬,即对别人、对自己的尊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的问题,有的时候看着一些人毕恭毕敬地行礼,但是你心里感受不到敬,反而会觉得落入俗套了。一个真正尊敬别人的人,其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感受到敬。
 
  另外,我们不仅要了解传统文化,更要注意不能误解、曲解、以讹传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而且文化常常会有两面性,是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人们怎样用好传统文化,人们用得好就是精华,用得不好,哪怕是精华也会变成糟粕。儒家提倡遇到问题要反躬自问,度人先度己,度己先度心。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不要纠结那些不好的、片面的、极端的东西,禁锢自己,有些东西也不必原封不动地保留,完全可以随着历史发展而改变,历史的长河是要淘汰一些东西的,想留也留不住。
 
  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传统文化,最好是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下薪火相传,就如古语所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要把它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  
 
  方鸿琴:贺麟先生20世纪40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其实,贺麟先生并不是主张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您对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
 
  楼宇烈:我认为要再加一句“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贺麟先生认为,既不必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套地扯在一起,应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维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下儒学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是在个人修养、道德提升层面上。今天我们应该更关注个人的人生修养、道德建构。既不能将社会政治与道德修养两方面的内容混淆,也不能以儒学来重建整个社会,把社会政治都纳入到儒学的系统中也是不现实的。当然,儒学中的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等甚有裨益。但是,儒家思想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自由、平等相待的。
 
  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有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时,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
 
  用人文文化弥补科技文化的缺失
 
  方鸿琴: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提出一些观点,比如小麦理论,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就开始以种植物为主,感觉像是人类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在自由和平等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他提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想要确保“平等”,就要限制住那些比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您认为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楼宇烈:他的观点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但是很难改变。追逐利益是一切祸乱的根源。科学越发展,人类驾驭和支配自然资源的力量越强大,同时,也就要求人们能更自觉地约束、节制自己的欲求,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资源,树立起“生态伦理”观念。
 
  在这方面,儒家伦理强调“不违天时”“节用御欲”,反对不分时节砍伐、造猎,禁止“暴殄天物”等,这些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同样,民主越发展,个人越自由,也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更加自觉地约束自己,更加懂得尊重他人,树立起真正符合平等、自由原则的人际伦理观念来。在这方面,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等,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一条有益的伦理准则。可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修养功夫呢?仍有人利用高科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沉湎于挥霍浪费型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不能自拔。仍有人以为民主自由就是无拘无束、任性妄为,殊不知当你要求的自由与他人所要求的自由发生矛盾时,各自所要求的自由,同时也就成了制约。每个人的自由度越大,相互间发生矛盾的概率也就越大,制约也就越多。更何况还有各种团体的、社会的、国家的守则、制度、法律等约束着你。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自觉自律,而滥用民主自由,即使在一个高度民主的制度下也会“动辄得咎”的。这是人类一个永恒的问题。
 
  我们在强调生态伦理的同时,还要有科技伦理的观念。人类有能力去做的时候,还要考虑该不该做。要更多地考虑到我们与万物的关系,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考虑到社会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化的自觉、自律精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人文文化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如果中国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缺失,这对人类来讲会是重大的文化贡献。
 
  疫情下的哲学反思:儒家的“节欲”观
 
  方鸿琴:全球新冠疫情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中国该怎样做,才能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楼宇烈:此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自我造成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人类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渐膨胀,任意地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结果,不但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容易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自我。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你破坏它得到的收益还要大,生态环境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
 
  现在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鼓励消费,然而有些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浪费,有很多消费是不需要的、过度的。我们如果改变这一观念,其实能够生活得更自然一些。本来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挺好,但是很多人追求速度、效率,结果在不停地赶,疲于奔命。从某个角度来讲,人类是越来越贫困了,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够,没有富足感。因为很多人追求太多,所以永远处在贫穷感中,永远要改善现状。的确,我们应对自然进行计划性和保护性的开发,加强对环境的积极治理,这是改善当前人类生存环境的有力措施。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如果不能从节制自己的欲望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对未来造成严重危害的隐患,同时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
 
  对于新冠疫情,我们不要过于焦虑,要注意防备,正确地面对。并非新冠病毒来了,我就要消灭它,那还会有其他病毒,病毒还有变异等。内在因素来讲,我们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保持健康的心理、坦然的生命态度,与细菌共存共生,不贪生怕死,对胜利充满信心,展示生命的力量。人立于天地之间,集天地于一身中。用生命力量战胜病菌和灾难,一方面不要让它来战胜你,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出多种方法来控制它,与之并存共生。我们在充分地考虑各种外部因素的同时,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内在因素,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以不变应万变。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不仅是大自然,民也是天,王者以民为天。顺民意,国家才能富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正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
 
  人的欲求应该得到满足,但也不能放任自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等的作用,既能使人们的合理欲望得到满足,同时又可以保护好自然资源。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4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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